“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每天都在跟形形色色的患者打交道。他们坐在同一张就诊椅上，诉说着不同却又相似的故事……”在《安定此心》中，一位北京精神科医生讲述了自己从业12000天的故事。

知名专家姜涛，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曾获第二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京城好医生”奖·优秀好医生奖。他从事精神科临床已有30余年，其间担任精神科病房主任20余年。

在多年行医的过程中，姜涛积累了大量临床诊疗病例，在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以及酒药物成瘾等多个精神科常见疾病方面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在诊疗过程中，不仅重视患者的疾病改善与痊愈，更加重视患者社会及家庭功能的康复及回归。

两年前，他开始复盘人生中诊疗的近50个典型案例，并将其中15个案例书写成《安定此心》一书，借此告诉大家：精神疾病并不可怕，它和其他疾病一样，可以识别、可以治疗；真正的理解始于看见伤痛，真正的治愈来自接纳与和解。

1月中旬，姜涛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讲述自己在精神科30余年的守望，并回顾了中国精神医学不同时期的变化。

入职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

北京安定医院创建于1908年，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市精神病防治院”，曾在地坛公园、国兴胡同、北锣鼓巷等地设立院址。上世纪50年代，该院在冰窖口胡同建成德外分院。自1961年开始，德外分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安定医院，并成为该院总院所在地。

1993年，姜涛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北京安定医院。正式报到的第一天，医务处处长带领姜涛去了住院部。按照要求，姜涛作为新人医师需要在住院病房轮转五年。当时，北京安定医院正在建设新的住院楼，院内共有600余名住院患者，被划分为10个病区。成为住院医师后，姜涛需要每周六天在医院值班，睡觉也必须在医院宿舍。“当时的治疗方案比较单调，医嘱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剂量上的差别。我们除了跟着上级医生开开药，平时也没有太多事可做。”姜涛回忆道。

尽管那时工作中的治疗相对简单，但是姜涛遇到的住院患者则完全不简单。对于一位刚刚踏入精神科的年轻人而言，在这里可以见到许多难以置信的事情。姜涛在女病区接手的第一位患者是身患双相障碍的张阿姨，翻看她的病历时，姜涛发现61岁的张阿姨已经是第46次住院，“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精神科，出院从来不是终点，对多数患者而言，这只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疾病反复发作，患者反复入院，就像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

在住院部，年轻的姜涛见过不少被家属领来住院的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或妄想性障碍等重性精神病的患者，他们由于缺乏对自身精神状态的认知能力，总是抗拒住院系统治疗，所以姜涛常常看到不少由亲属以哄骗的方式进行非自愿强制性住院的患者。姜涛坦言，没有人乐意住院，总有患者会想要逃离这里，然而姜涛的心里也在想：“我比你还想离开呢。踏进北京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

起初，姜涛看不到工作的意义，只想“临时”在北京安定医院工作，尤其在工作的头一年，他从没有停止过投简历、找工作。就在这份工作合同即将到期时，另一所医院的录用通知也在姜涛的手中，他似乎就要与精神医学分道扬镳了。然而，一位女大学生被父母搀进了医院，姜涛对她进行了救治，同时也改变了正处在职业岔路口的自己。

她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从此再没想过离职

1996年冬，临近寒假的大二学生吴同学进入北京安定医院就诊。她是北京人，考入外地大学，自大一下学期开始失眠，情绪不稳定，且开始自言自语，大学老师带领吴同学前往当地精神专科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当吴同学的父母来医院探视时，总会拉着姜涛，红着眼眶对他说：“姜医生，你一定要救救她，她还这么年轻啊……”面对这样的嘱托，姜涛总是心怀愧疚。他认为，精神分裂症就像大脑里的寄生藤蔓，可能会被药物修剪，但想要彻底铲除却很难。

那时，姜涛总在病房里跟患者聊天，了解他们的病情。在与吴同学聊天时，姜涛隐约感觉她的逻辑清晰、语言完整，不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精神分裂症患者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思维障碍，其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都不协调，脱离实际，现实检验能力下降，只沉浸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会产生具体且丰富的幻觉形象，但对周围的人和事漠不关心。但她不一样，虽然她也存在幻觉和妄想，但她产生幻觉和妄想是继发于情绪症状，跟心情波动存在高相关性。”姜涛解释道。

回顾两个月的住院治疗过程，姜涛发现吴同学的情绪像坐过山车般剧烈起伏，其他表现也不符合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姜涛决定请吴同学的父母到办公室，进一步了解吴同学的成长经历。“通过他们的讲述，我大致拼凑出这个三口之家这些年的轨迹，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普通工人家庭的典型缩影。”她的父母从国营厂下岗后，四处打零工，但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女儿考上了大学，他们一家要应对的是女儿的学杂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吴同学一进大学便开始勤工俭学，做兼职挣钱，晚上在学校附近的小餐馆打扫卫生，周末去做家教、发传单。“上课、考试、打工，满满的日程表，让吴同学好似一根被拉伸至极限的橡皮筋，时时紧绷着。大一还能勉强支撑，到了大二课业压力越来越大，考试科目加到十几门，这根橡皮筋终于禁不住持续的拉拽，崩断了。”姜涛谈道。

“大一寒假回来，这孩子整天闷在屋里不动弹……可到了暑假，她又像换了个人，变得活泼开朗。”吴同学母亲提到的这一个细节，再次让姜涛意识到，这些行为正是双相障碍的经典轨迹——冬季时常常会抑郁，而夏季时会有一种病态的亢奋。“我着手调整用药方案，减少抗精神病药物的剂量，每天三次查房，我都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她的情绪波动。”姜涛告诉她的父母，双相障碍就像是高血压，虽然需要长期用药，但是控制好了可以正常生活，“这是最好的希望，一定不要放弃”。

又经过了近两周的治疗，吴同学出院了。出院后的一个多月，她的情况基本稳定，重新回到校园。她一直遵医嘱按时吃药，她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给姜涛打电话，电话中是一个个好消息，比如：她拿到了系里一等奖学金；她毕业后进了研究所；她要结婚了……“姜医生，幸好我们没有放弃，你还记得吗，你反复说不要放弃。”她的母亲说道。

“曾经，我以为精神科的诊疗总是静水深流，无法经历其他科室那样的救死扶伤、惊心动魄。直到那天，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才真正懂得，我们笔下的每一张处方都承载着一个灵魂的重生。它不仅关乎一个病人的喜怒哀乐，更可能是在重绘一个家庭的未来。”姜涛感叹道。同时，他认为，只有从“疾病分类”精确到“个体化治疗”，用心琢磨，才能从蛛丝马迹中捕捉到病症间的细微差别，为患者带去希望。

在进入北京安定医院1000多天后，姜涛再也没想过离开，一直做到了现在。“细想来，与其说是我救了吴同学，不如说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

与国际诊断系统接轨中国精神医学逐步走向科学

从事精神科临床30余年，姜涛亲历了中国精神医学从封闭、匮乏到逐渐开放、走向科学的转变。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双相障碍被称作“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指既有躁狂或者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而绝大多数患者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此外，当时国内在药物选择上也较为有限。

据姜涛介绍，由于当时受限于治疗条件，治疗手段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对症处理”，当患者陷入抑郁时，一般使用阿米替林等三环类抗抑郁药强行提升情绪。“这种药物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缓解抑郁症状的同时，也埋下了‘转躁’的隐患。而且，患者往往会迷恋服药后的欣快感，拒绝减药，导致躁狂发作。‘转躁’后，又不得不用碳酸锂、卡马西平等心境稳定剂，将高涨的情绪强行压下去。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治疗方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大躁之后必有大郁，而每次躁狂发作得越剧烈，随之而来的抑郁就会越严重。若是现在，张阿姨的治疗方案可以使用更优化的心境稳定剂，承受的副作用会小很多，生活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2001年，国内精神障碍的分类与临床诊断标准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与国际诊断系统“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发布的疾病分类标准）”接轨。即由中国精神医学领域发布的国家标准CCMD-3，用于精神障碍的分类与临床诊断，强化临床诊断路径、细化双相情感障碍分型、调整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至兼顾阳性症状与功能评估实现迭代更新。

因此，住院治疗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患者的住院周期缩短，住院部的周转速度加快。住院，只是整个治疗系统工程的一环。“以前，许多病人都要先住院三个月进行观察和康复，而现在的住院周期基本上是20天左右。一般是处于急性期的患者需要住院，比如有两害性行为的患者必须住院，或者是双相障碍期间躁狂发作，或是酒精性幻觉症等患者，需要在医院观察他们的治疗效果和自制力恢复的程度。等到他们出院以后，还需要家庭、社会，以及社区的康复机构给予他们支持。现在，大家的社区都有精神病防治医生，他们具有网格式管理模式，一个辖区医生可以定期对该辖区的患者做随访。如果这些工作可以做到位，那么患者回归社会康复的效果会好一些。待急性期病情和症状缓解之后，患者除了吃药，也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心理治疗方向，与心理治疗师建立治疗联盟。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如果心理治疗师发现患者病情波动，就会马上中断心理治疗，让患者回到精神科去治疗，这是一套治疗系统工程的流程。”姜涛介绍道。

此外，为了破除公众的刻板印象，姜涛还解释了电休克治疗。他认为，大家所说的“电击”是被影视剧中所妖魔化的疗法，而在临床上的“电休克”只是一个急性期的物理治疗手段，有时是打破患者进入恶性循环的最佳选择。这一疗法通过短暂且适量的电流刺激大脑，诱发全身性癫痫样抽搐发作，从而让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快速重新分布。虽然可能造成暂时的近期记忆丧失（多半是大脑默认相对不重要的信息，比如昨天晚饭吃了什么），但能快速恢复系统运行，且不会影响远期记忆，让患者尽快恢复配合治疗的能力，为后续治疗创造条件。

姜涛曾给抗拒吃药的吴同学采用电休克疗法。“此后两天，当她第一次主动接过药片时，护士差点儿欢呼出声，这个微小的动作，标志着我们终于夺回了治疗的主动权。”

安定此心从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开始

早在十年前，姜涛就很想梳理和记录自己多年行医过程中积累的临床诊疗病例，萌生这一想法是因为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老专家的举动。

2015年，从事了一辈子临床的老专家，希望将自己手写的病例做一个总结，好让年轻医生作为参考，但因其身体原因，未等梳理和发表，便已离开人世。由于病例的年代久远，且是手写，未有电子版作为考证，于是这好几摞的手写病例只能存于北京安定医院的院史馆中。

同样热爱临床的姜涛，希望像这位老专家所希望的那样，既梳理了自己30余年的工作，也能给年轻医生传授经验，此外还可以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一些帮助。然而，之后的数年，姜涛忙于门诊，鲜有空闲时间，此事便搁置了。直至最近两年，他开始挑选出自己诊疗过的近50个典型病例进行集中书写，完成《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一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于我而言是一次漫长的心理治疗。每一个案例的复盘，都是对行医30余年的一次反向解剖——用文字的柳叶刀，重新审视诊断背后的社会脉络，以及治疗之外的人性微光。我发现自己写得越多，就越能理解‘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深意。”姜涛感叹道。

姜涛总是想起在医学院课堂上的一位老教授的话：“别忘了，你将来要治的不单单是人的病，也有生病的人。”直至今日，姜涛仍然以此为目标，尽可能地帮助患者及家属，希望他们可以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及时接受正规合理的治疗。在今年1月初，姜涛遇到了一位在网上受骗的患者，因为听信网上的某个心理治疗师一句“保一生痊愈”，被骗了38万元。姜涛摇摇头，感叹道：“有时我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大家不要花没用的钱，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精神科医生都有善良之心。”

尽管精神科医生遇到的很多患者都已进入了疾病的急性期，大多都错过了治疗或干预的最佳时机，但是姜涛仍然想让更多人知道精神疾病与感冒、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在呼救。它有药可医，有路可走。“不论是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对于易感人群，要经常减压，释放自己的情绪，比如大吼、运动、听音乐，或者是让自己放空。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尽量做到生活规律，通过自制力，让自己不熬夜，不让情绪堆积在心里。安定此心，从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开始。早发现，早干预，就能走出困境，回归正常而充实的生活。”

文/本报记者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