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的一个傍晚，蒋介石的笔胆陈布雷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住所，乘车来到周总理的办公室。那一晚，周围的世界都沉浸在夜色的安静中，只有他们两个的身影在梅园新村的街道上轻轻交织。陈布雷和周总理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期间他们讨论了许多话题。待到交谈结束，走出办公室时，陈布雷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绪。周总理见状，轻拍了拍他的手，并温声说道：你交代的事，请放心。陈布雷感激地点了点头，紧张的神色中带着一丝释然，随即他在夜色中匆匆离开了。

这一幕成为了陈布雷与周总理关系的一个深刻见证，而陈布雷那时心中的忧虑，似乎只有周总理能理解。然而，陈布雷的来访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隐情？周总理又是如何回应陈布雷交代的重托？

陈布雷，一位杰出的文人，出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年少时便才情出众，早早就展露了其在文学上的非凡天赋。21岁时，他已经在上海《天铎报》担任记者，用笔名布雷撰写时评，语言犀利，观点鲜明。作为当时的年轻报人，他对封建体制的批判、对民主共和的推崇以及对辛亥革命的推崇，使他成为了民国时期的知名言论人物。

陈布雷的言辞不拘一格，直指时弊，他的文章不仅深刻，且富有激情。譬如，他曾翻译过孙中山的英文《对外宣言》并发表在报纸上，展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他的时评作品大多聚焦于批判封建暴政、宣扬民权思想和支持社会变革，甚至反对当时北洋政府的政治局面。正因如此，陈布雷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了中国民主进步力量中的一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布雷在新闻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他在《商报》担任编辑主任，深受时人敬重。他的文章被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许多知名人士推崇，而邹韬奋曾高度评价他：既具有正义感，又具有革命性。无论是从言辞的锋利还是思维的深刻，陈布雷无疑是当时文人中的翘楚。

在1927年，陈布雷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位年轻有为的文人十分赏识，陈布雷也因此加入了国民党。他与进步人士如郭沫若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在郭沫若因反蒋而被通缉时，陈布雷为他提供了帮助，使得郭沫若能够顺利回国。可以说，陈布雷在国民党和民间的关系都处理得游刃有余。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发生了裂痕。1946年，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并决定通过内战解决问题。而陈布雷，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始终不愿意为这样的政治决策提供文宣支持。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岁月里，陈布雷的心情愈加沉重。蒋介石的决策使得他不得不写出许多违背自己内心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质量也随之下降，令陈布雷饱受心理折磨。

1947年，蒋介石对陈布雷的行文提出批评，尤其是对一篇名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进行讽刺。陈布雷一眼看出，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撰写的报告，直接回击蒋介石：那是人家自己写的，事情也是人家正在做的。蒋介石并未回应，只是冷哼一声，心中对陈布雷的怨恨日渐加深。

除了与蒋介石在立场上的对立，陈布雷的家庭背景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陈布雷有七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四个子女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对他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他教子无方。而陈布雷对此无可奈何，他虽然规劝过孩子们不要从政，却未能阻止他们的选择。

1947年3月，当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周总理需要离开南京时，陈布雷感到时局已经不可挽回。他深知，自己与周总理的这次见面可能是最后的告别。于是，在那个夜晚，他亲自前往梅园新村，向周总理托孤。两人相谈甚欢，陈布雷向周总理托付了自己的家人，并嘱托他照顾好这些亲人。周总理也点头答应，温和地安慰了他一番。

陈布雷此行异常低调，连副官居亦侨也未能察觉其深意。回程时，居亦侨察觉到陈布雷的异常神情，欲言又止，最终未能开口。陈布雷见状，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这次出来，仅仅是因为私事，与公事无关。这句话让居亦侨放下了心中的疑虑。然而，直到多年以后，居亦侨才渐渐明白，陈布雷此行原来是在为自己的子女作长远打算。

1948年11月，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接连失利，忍不住前去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然而，蒋介石却将陈布雷的意见斥之为软骨头与书生之见，这让陈布雷深感心寒。此时，他的身心已经遭受了极大的摧残，抑郁症使他无法安眠，而精神的崩溃也让他失去了创作的动力。几天后，他因精神崩溃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了遗书，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愚忠的无奈。

在那封遗书中，陈布雷提到自己因疾病缠身和心绪崩坏而感到生活无望。他的死，不仅让周总理感到痛惜，也让蒋介石深感惋惜。蒋介石曾在得知陈布雷去世的消息时，十分震惊与悲痛。他在陈布雷的遗体前写下了当代完人四个字，并将其作为陈布雷的追授称号，表示对这位忠诚文人的尊重和怀念。

陈布雷的死，成为了他与蒋介石之间情感纠葛的最后一章。蒋介石虽然一直未能理解陈布雷的心境，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陈布雷的忠诚与奉献。而陈布雷，尽管身心疲惫，最终还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所信仰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