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这天清晨，心急如焚的蒋经国特意赶到了士林官邸，探望病重的父亲。当天台北的天气异常闷热，蒋经国一路上满脑子都是对父亲病情的忧虑。他和宋美龄一样，急切地盼望蒋介石的健康能够尽快稳定下来。不过，与宋美龄的焦虑不安相比，蒋经国表面显得更加镇静沉稳。
一个月前，慌乱的宋美龄曾特意从美国请来了顶尖医疗专家团队，为蒋介石进行全面治疗。美国专家们在详细检查后发现，蒋介石的肺部积水严重，占了三分之二的肺容量。专家们认为，这正是导致蒋介石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的关键因素。专家们建议：“必须马上做肺部穿刺手术，把积水抽出，只有这样，心脏病的状况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宋美龄一心想让蒋介石彻底康复。自从那场车祸发生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那场车祸成了他们夫妻的巨大劫难，蒋介石能从阳明山车祸中幸存下来已属万幸。若非这次事故，蒋介石也不会出现心脏扩大的严重迹象。车祸的影响还波及到了他的消化系统，导致因心慌引起的便秘，进一步引发了钱副官的一次致命误操作。
在那次操作中，钱副官试图用甘油球帮助蒋介石缓解便秘，但因操作不当，粗暴地将球塞入了肛门周围的肌肉，导致肛肌溃烂并引发大出血。这两次打击——阳明山车祸和钱副官的误操作——无疑成了蒋介石健康的致命伤。
误操作发生后，蒋介石开始出现尿血症状，随后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炎。为了治疗，他不得不接受美国专家推荐的电疗疗法，但电疗不仅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疤痕，还导致习惯性出血的后遗症。
从1971年冬天开始，年过八旬的蒋介石频繁感冒，体力和抵抗力明显下降。散步成了难事，通常不到十分钟，他便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甚至说话时舌头常常不受控制地伸出，言语也变得模糊不清。
身体状况的恶化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打击。蒋介石后期患上了老年性血管硬化和肺积水，这些疾病令他呼吸困难，行走时必须有人搀扶，否则极易跌倒。
蒋介石的病痛不仅折磨着他自己，也让宋美龄心力交瘁。作为第一夫人，她对权力的渴望与对蒋介石健康的期盼交织在一起。她比任何人都希望蒋介石能恢复健康，这样她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才得以稳固。
在“控欲”这一智慧面前，宋美龄的焦急使她冒险让蒋介石接受肺部穿刺手术。手术虽成功抽出了约500毫升的肺积水，但高龄的蒋介石术后很快出现高烧，并陷入昏迷。第二天，他的尿液带大量血迹，心电图显示心脏停跳的频率和间隔逐渐增多，情况非常危急。
自此，蒋经国的神情也变得紧张起来。作为长子，他理应时刻陪伴在父亲身旁，但肩负繁重政务的他深知若疏忽政事，局势可能会更加混乱。蒋经国只能安慰自己，处理政务也是为父亲分忧，他并不擅长医学，陪伴未必能帮上大忙。他心想：“父亲经历无数战场磨难，战胜病魔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表面镇定的他内心其实已被震惊笼罩。
4月5日早上，蒋经国抵达士林官邸，见到父亲时惊喜地发现蒋介石竟已坐在轮椅上，面带微笑。多日未见父亲笑容的他，心中无比欢喜。汇报完政务后，父子俩又聊了一阵，蒋经国甚至觉得这位88岁的老人精神状态竟胜过自己65岁的晚辈。
谈话间，蒋介石询问了清明节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的相关事宜。轻松的交谈让蒋经国暂时放下忧虑，但他依旧紧盯父亲的神情，生怕累着父亲或惹他不快。
蒋经国并未察觉自己因公务繁忙和忧虑父亲病情，夜间难以安眠，脸色显得憔悴。在给父亲写的信中，常见“儿心伤痛，也不成眠”、“儿心忧苦”、“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滤已甚”等焦虑之词。
察觉儿子过分忧虑，蒋介石在聊了些家常后，突然微笑着叮嘱：“你应好好休息。”这句话让蒋经国心头一震，虽是平常话，却带着深沉的意味。他未曾想到，这竟是父亲给他的最后嘱托。当时被父亲的笑容迷惑，他更未意识到，一个长期病重的老人忽然精神振奋，往往预示着“回光返照”的时刻。
离开父亲时，蒋经国不断回想那句叮嘱，觉得虽是寻常言语，却听来格外怪异。上午上班时，他心里隐隐有种难受，安慰自己可能是天气太闷热，实际上那是一种不安的预感。
傍晚，蒋经国结束公务后第一时间返回士林官邸探望父亲。父亲的状况看似无异，但蒋经国心中涌起强烈烦躁感。离开时，他仍不忘吩咐医官给父亲服用镇静剂。
实际上，这所谓的“镇静剂”不过是一些维生素药丸。因蒋介石心脏病严重，医护人员不能给他服用真正的镇静剂，只能用这种“心理安慰剂”安抚他的情绪。
送走蒋经国后，服药的蒋介石上床休息。晚上约八点，守在病床边的副官李振民忽然发现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消失，屏幕只剩一条白色直线。
惊慌失措的李振民立即呼叫当班医官抢救。当晚值班的是荣民医院著名心脏外科专家俞瑞璋。察觉蒋介石病情危急，医护人员迅速通知了蒋经国和宋美龄。
蒋经国匆忙赶到父亲病房，宋美龄也赶来。医生们正紧张进行抢救，蒋经国的心脏跟着剧烈跳动，不断注视着父亲那无表情的脸。医生告知他，蒋介石心跳不规则，血压持续下降，情势危急。
医生们施行人工呼吸，使用药物和电极直刺心肌刺激心跳。不久，蒋介石的心脏和呼吸奇迹般恢复正常，蒋经国和宋美龄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仅过了四五分钟，蒋介石的心跳再次停止。
当晚11点50分，蒋介石的瞳孔明显放大。瞳孔放大是临床上判定生理死亡的重要标志。消息传来，蒋经国站在房间角落，背对壁炉轻声啜泣；宋美龄则坐在病床前，面色苍白，情绪极为沉重。
随后，医疗组负责人王师揆汇报了抢救经过后，宣布停止一切抢救措施。
此时，蒋经国终于鼓起勇气走到父亲床边，望着那宛如沉睡的父亲，心如刀割，无法自持，身体几乎站立不稳。他久久啜泣着，颤抖着伸手触摸着父亲尚带余温的头，泪水夺眶而出。
消息传出后，台湾当局高层迅速赶赴士林官邸瞻仰遗容，并参与了蒋介石遗嘱的签字仪式。
早在蒋介石去世前一周，即3月26日晚，他的心脏曾短暂停跳。经过三小时的抢救，蒋介石才侥幸恢复。
此后，他深知时日无多，特命蒋经国召集“五院院长”们前来士林官邸，口授遗嘱。
遗嘱内容明确：由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则担任行政院院长兼三军总司令。蒋介石特别强调党务应实行集体领导。
这份遗嘱不仅为蒋经国铺路，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在削弱严家淦权力，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同时暗示扩大蒋经国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仅涉及政治交接计划，未提及家产分配，是否因此引发宋美龄不满，外界不得而知。
遗嘱的第一位签字者是宋美龄，随后是严家淦、蒋经国及其他“五院院长”们。
面对父亲留下的遗嘱，蒋经国内心极其复杂，签字时极力忍住泪水，不让泪珠滴落在遗嘱上。
当晚，台北突降雷雨，给蒋介石的丧事增添不少困难。经商议后，决定按照宋美龄与蒋经国共同制定的方案，将灵柩冒雨送往慈湖暂厝。
慈湖是蒋介石生前亲自选定的灵柩暂厝之地。因慈湖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与他的故乡宁波奉化溪口的景致极为相似。
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已选定慈湖为风水宝地，并命总统府三局按照溪口蒋宅的样式，在此修建了四合院式行宫。此后，他每两年必来此小住一次。
每次驻留慈湖，蒋介石都怀揣着“未来光复大陆，再将灵柩奉安南京紫金山”的梦想。
蒋介石始终未曾放弃复兴蒋家王朝的旧梦。他的宁波籍警卫副官翁元曾回忆：临终前，蒋介石昏迷中断断续续念叨的四字是“反……攻……大……陆”，可见其念念不忘的复兴志向。
1975年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之日。随着灵柩盖上棺盖，这位叱咤风云数十年的重要人物终于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蒋介石遗体未直接下葬，而是按照生前嘱托，暂时安置于慈湖的行宫内。
三年后，严家淦推荐蒋经国出任总统。蒋介石生前的政治布局终于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