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玉林

当呼吸机成为现代人生命末路的冰冷器具，当ICU里插满管道的躯体在呼吸与生活间挣扎，美食家、作家蔡澜先生的选择却向世界宣告：真正的善终，在于坦然接受，而非与死神无休止地讨价还价。

01

“不得好死”这句民间诅咒，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许多老人的最后时光，被插管、电击和气管切开术填满。这背后是两种社会心理的交锋。

孝道的沉重压力

“不抢救就是不孝”的观念束缚着许多子女。很多患者在临终前，家属都会要求“全力抢救”，然而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愿常被忽视。

死亡教育的空白

上海某养老院调研显示，89%的老人坦言“更怕不得好死而非死亡本身”。当社会普遍将死亡等同于医疗的失败，过度抢救便成了唯一的出口。

02

蔡澜的选择，像一记破冰锤：清醒拒绝创伤性抢救，要求骨灰撒海前开香槟庆祝，墓志铭只留三字“我活过”。他解构了“好死”的定义：善终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生命尊严的圆满。

蔡澜的生死哲学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其一生的实践，为身处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心理脱困”路径。

认知重构：让死亡走下神坛

当网友焦虑地询问死亡感受时，他笑答：“你死过吗？没有，但我活过。”在《不如任性过生活》一书中，他写道：“死亡不过是没吃完的宴席。”

相关研究显示，用幽默和平常心谈论死亡，能有效降低恐惧。将死亡从“恐怖禁忌”降维为“终场派对”，恰似一种脱敏疗法。当死亡成为可谈论的日常，焦虑便失去魔力。

决策夺权：掌握生命终章

晚年蔡澜公开签署预立遗嘱，表示拒绝使用维持生命的设备，用法律文书将身体自主权延伸至生命终点。

真正的善终，是清醒地决定何时关掉生命的灯。

03

蔡澜的示范意义，在于将个人选择升华为公共议题：

当子女以“孝”之名要求过度抢救，蔡澜曾说：“太挂住逝者等于捉住灵魂不放。”其案例推动观念转变：孝顺应是尊重与成全，而非无意义的折磨。

“香槟送别”的理念正逐步影响医疗实践。如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引入温馨仪式，显著改善了患者和家属的心理状态。成都某殡仪馆效仿“人生谢幕”理念，举办“生命茶话会”，让老人提前参与设计自己的告别仪式，预约者激增。这标志着社会正学习更坦诚地面对生命终点。

蔡澜的骨灰撒入维多利亚港时，没有哭声，唯有海风与酒杯轻碰的脆响。这场“叛逆”的谢幕，是对深陷“好死恐惧”的现代社会的深刻启示。

当我们在ICU

为仅存心跳的躯体支付天价账单

当“孝心”被呼吸机的时长所丈量

蔡澜用潇洒转身提醒我们

“不得好死”的真正解药

不是“长命百岁”

而是“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