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抢购风潮。这场经济动荡的起因，源于改革开放10年后，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全面改革的历史正式拉开帷幕。

此时的中国经济，表面上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景象，但背后却未能摆脱“过热—紧缩”的怪圈。早在1984年，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等问题就显现出来，经济的增长速度过于迅猛，物价大幅上涨，经济秩序混乱，被称为“四过一乱”，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尤为严重。

1988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代表们强烈抨击“官倒”现象，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决心进行价格改革，即所谓的“价格闯关”。然而，这一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

1988年4月1日，相关部门宣布从即日起调整粮食、食用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到了5月，国家进一步放开了米、肉、菜、蛋、糖等商品的价格。市场虽然偶尔出现抢购现象，大家的议论也不断，但总体的情况仍较为平稳。

然而，5月25日至27日，中央召集了10多个部委的领导召开会议，商讨价格改革的相关事宜。与会的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另一位是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的吴敬琏。在会议中，所有部委的领导都表示支持立即实施“物价闯关”，但刘国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物价已经连续上涨多年，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如果此时推进价格改革，势必会激发全面的抢购风潮。因此，他建议应先用一两年的时间来治理经济环境，再进行价格改革。

然而，领导们并不认同刘国光的意见。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们总是过于拘泥于理论，认为高速度必然导致高通胀，认为应该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为了支持他们的立场，他们引用了韩国的经验，认为韩国的做法是先经历通货膨胀，再进行治理，通过打“时间差”获得了成功。

吴敬琏也不同意领导们的观点，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的辩论异常激烈，争执到面红耳赤，10多位部长在一旁则显得有些尴尬和无奈。与此同时，国家体改委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领导发来了电报，称即便是高通货膨胀，拉美经济依然十分繁荣。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因此逐渐缓和，领导最终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即使发生了通货膨胀，也并不可怕，于是“价格闯关”的决定被正式敲定。

当天，会议公报一经发布，市场立刻反应强烈，各地纷纷出现了抢购现象。抢购的情景触目惊心，物品种类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从草纸、电池到衣物、鞋帽，从彩电到冰箱，几乎是见什么抢什么。急切的民众纷纷拿出手中的现金，恨不得将所有钱财换成物品，试图把几代人所需的生活必需品都囤积一空。商场内人山人海，挤作一团，争抢声、谩骂声此起彼伏，部分地方更是发生了骚乱。

这场由“价格闯关”引发的抢购潮，规模之大、波及商品种类之广、零售额增长幅度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之最。这一混乱局面迅速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注。8月27日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的方案，并将工作重点转向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社会秩序。随着一系列措施的逐步落实，抢购风潮终于得以平息。

然而，1988年秋天，物价暴涨和大规模抢购事件被普遍认为是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最为严重的一次失控。改革的“闯关”失败后，宏观经济陷入了混乱，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紧张气氛。

根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承认自己在这一年中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告诉他，问题不只是这一年，而是至少有三年了。国光和敬琏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但不可否认，这一事件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改革也因此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