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郑达庸被任命为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前往那片战火纷飞、局势紧张的伊拉克及海湾地区工作。这是他继在也门担任大使后的第二次大使职务，而这次他将面对一个比以往更加复杂和动荡的国际局势。
当时，海湾地区正处于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中。伊拉克与科威特因为领土与石油问题多次发生边界冲突。长时间的争执使得这两国的关系如火药桶般一触即发。
争端的根源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领土问题。1961年，科威特宣布脱离伊拉克并独立，而伊拉克则坚决不承认这一独立，导致双方长期争议未能解决。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掌权后再次宣布不承认科威特的独立。由于两国长期未划定清晰的边界，领土争端和冲突不断升级。
其次是石油问题。伊拉克认为科威特超产石油，导致全球油价暴跌，给伊拉克带来了1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因此指责科威特的不当行为。
第三，伊拉克认为，自己在两伊战争中为保护整个阿拉伯世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科威特等国应当免除对伊拉克的债务。伊拉克欠下了超过70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350亿美元是对科威特及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债务。
面对这些问题，伊拉克的军事实力强大，拥有百万雄师和先进武器。而科威特尽管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其小国人口和弱小的军力，使得科威特成为了伊拉克觊觎的目标。科威特的总兵力不足3万，若从军事对比来看，这几乎等同于一个身怀巨额财富的弱小孩子置身于充满敌意的大城市。
1990年8月2日凌晨2点，在郑达庸大使尚未到任之际，伊拉克以强大的兵力对科威特发起了闪电攻势。五个师的兵力、350辆坦克、近千辆装甲车及数架战机和舰艇掩护下，伊拉克迅速发动进攻。计划周密、行动迅猛，伊拉克军队仅用一日便占领了科威特全境，迫使科威特政府流亡沙特，成为了流亡政府。几天后，萨达姆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命名为“卡迪西亚省”。
这次吞并科威特的举动引起了全球的强烈谴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立场明确而坚定：必须恢复科威特的领土完整，并通过各方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此事。
10月15日，约旦国王提出希望中国派遣高级特使前往伊拉克与海湾地区调解此事。经过慎重考虑，中国政府决定由钱其琛外长带队，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四国，开始进行调解工作。代表团完成对前三国的访问后，于11月11日中午抵达萨达姆国际机场，伊拉克外长阿齐兹亲自迎接。双方随后在国宾馆举行了首次会谈。
在与阿齐兹的对话中，钱其琛严肃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科威特领土完整的关切：“科威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与你们有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军事占领一个国家呢？”阿齐兹则用一丝讥笑回应道：“科威特算什么国家？他们人口不到几十万，一半常年生活在国外。到了夏天，几乎整个国家都空了。科威特在国外银行的钱比在本国还多。”第一次会谈就在这种沉闷的氛围中结束，第二天，代表团按计划与萨达姆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郑达庸大使回忆，自己曾在也门任职期间，与萨达姆有过几次接触，其中有一次深深刻在了他的记忆中。当时，萨达姆在访问也门后准备乘坐波音747专机离开，郑大使应邀送行。当萨达姆登上专机后，突然又从专机下车，登上了旁边的小型喷气式客机。郑大使开始以为萨达姆是出于安全考虑更换了飞机，但身旁的阿拉伯大使却开玩笑道：“萨达姆可能根本没下专机，也许他直接上了那架小飞机。”这让郑大使想到外界传言，萨达姆有多个替身，真假难辨。
此次中国代表团与萨达姆的会谈也充满了曲折。在伊拉克车队的带领下，代表团经历了反复绕行，换车数次，最终才到达萨达姆的住所。见到萨达姆时，他身材高大，佩戴着手枪，面容严峻。会谈中，萨达姆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声称科威特盗窃伊拉克的石油，蚕食伊拉克的土地。他还不无强词夺理地表示：“科威特原本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像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萨达姆的无理辩解，钱其琛毫不客气地反驳：“香港自古是中国领土，经过百年殖民统治后，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大使馆，双方同为联合国成员，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军事占领无法接受。”
随着会谈的深入，萨达姆询问美国是否真有开战之意。钱其琛回答道：“我们担心战争的危险不断加剧，联合国的决议尚未决定由哪个国家出兵，而美国与盟国已在组织联军，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冲突。”萨达姆听后，冷静地回应：“在没有美军撤军的保证前，任何伊拉克的言辞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我们应该对话，避免冲突。”会谈在气氛紧张中结束，双方握手告别。
结束这场简短的会谈后，郑达庸大使与代表团成员深刻感受到萨达姆的复杂性：他固执、难以调解，显得“病入膏肓”。当面对如此固执的领导人时，国际社会的调解难度显而易见，战争的阴云已悄然降临。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巴格达发起轰炸，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战争结果毫无悬念，科技先进的美军展示了压倒性的优势。2月26日，萨达姆宣布接受停火。战争结束后，联合国设立赔偿委员会，伊拉克被要求赔偿因侵占科威特而给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