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单科室考核下，一名内分泌科医生即便判断肥胖患者更适合接受内镜或外科治疗，把患者转出去，也可能意味着本科室业务量和绩效受到影响。

患者利益与科室利益，可能在一次正确转诊中迎面相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肥胖症诊治中心执行主任、内分泌代谢肥胖专科负责人卜乐向《减重行业观察》描述了这一临床管理困境。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6年2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全国已有5500多所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并提出当年所有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提供相关服务。门诊数量快速增加后，这道难题会越来越普遍：肥胖需要内分泌、营养、运动、心理、外科、中医和消化内镜等专业共同参与，医院却仍按科室管理医生、床位、业务量和绩效。

同济大学医学院肥胖症研究所所长、上海十院肥胖症诊治中心主任、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曲伸，用近三十年回应这个问题：让医院暂时越过科室边界，围绕一种疾病重新组织人员、资源、权力和利益。

采访曲伸的前一天，《减重行业观察》来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虬江路院区。进门问起减重门诊，保安没有报出一个房间号，而是把来访者直接带上二楼。

肥胖症诊治中心执行主任卜乐给出的答案更直接：「我们这一栋全是搞减重的。」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虬江路院区入口。2024年7月，肥胖症诊治中心在此开设。（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上海十院肥胖症诊治中心院内。（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减重行业观察》采访上海十院肥胖症诊治中心执行主任、内分泌代谢肥胖专科负责人卜乐。（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从8张床开始

1985年，曲伸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彼时，肥胖尚未成为一门边界清晰的临床学科。

曲伸早年军装照。（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在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时期。（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左一）在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时期。（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1999年，曲伸赴欧洲参加肥胖学术会议。他回忆，当时国内仍普遍把肥胖看作生活习惯或意志问题，临床缺少系统训练，医生手中也缺乏成熟、可长期使用的减重药物。

当时，曲伸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内分泌科工作。在时任科主任邹大进带领下，内分泌团队开始与长海医院微创外科主任郑成竹团队合作。2000年，郑成竹团队完成国内首例垂直束带胃成形术；2003年，又完成中国首例腹腔镜可调节胃束带术。曲伸所在团队参与了国内最早一批肥胖代谢手术的内外科协作。

2003年至2008年间，曲伸在美国贝勒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匹兹堡大学糖尿病中心助理研究员。

「我们没有药物，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从教育开始。」曲伸回忆。内科工具不足，促使内分泌与外科共同面对同一名患者；手术又无法覆盖所有人。肥胖诊疗从一开始就不得不越过单一科室。

2009年，曲伸来到上海十院。2010年，医院成立肥胖亚专科，由内分泌、普外科和营养科组成早期多学科团队，配置8张固定床位；团队中包括4名减重代谢外科医生和2名中医针灸埋线医生。上海十院将这一阶段称为「1.0」。

多学科会诊承认了肥胖并非单一科室能够包办，却没有改变医生与科室的隶属关系。一场会诊结束，医生仍要回到各自科室；患者下一次复诊找谁、意见冲突时谁拍板、离院后由谁随访，都可能重新变得模糊。

「不能停留在MDT，因为MDT就像我们说的合伙人制。」曲伸对《减重行业观察》说。

2016年，上海十院把减重病房改造成内外科、中西医融合病房，医生接受共同培训、共同查房和统一绩效分配，中心由「1.0」进入「2.0」。2024年7月24日，肥胖症诊治中心在虬江路院区开设；2025年5月，中心进入人、财、物相对独立运行并获得绩效支持的「3.0」阶段。

曲伸在肥胖综合诊治论坛上发言。（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上海十院肥胖症诊治中心团队合影。（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带领外国专家参观肥胖症诊治中心。（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最难拆的是利益墙

从会诊走向融合病房后，跨学科协作不再只是一次讨论，而成为每天都要结算的账。最难处理的不是知识分歧，而是正确选择可能让医生所在的科室受损。

卜乐在采访中举了一个例子：内分泌科医生接诊一名肥胖患者，评估后认为内镜或外科治疗更合适。如果仍按单科室核算业务量，转诊意味着本科室失去后续收入。「虽然对患者是合适的，但是从科室的角度来说，那么我这个科室绩效会受影响了。」

上海十院的处理方式，是把肥胖相关业务产生的绩效归入中心，再由中心按实际劳动统一分配。曲伸说：「我们按劳分配，不在乎你是哪个科的，只要在这个中心的，我们都统一分配。」

但只把钱归入中心仍然不够。心理、康复等科室的医生到中心出诊，原科室可能同时失去人力和业务量。十院为此设置「双考核」：医生在肥胖症中心完成的业务量计入中心，也计入原科室。参与者的劳动得到记录，原科室也不因支持跨学科项目而受损。

这也是改革真正触及组织结构的地方。中心获得了组织患者路径和跨科室调度资源的能力，患者不再天然留在首诊医生所属科室。没有院级授权，单靠专家声望或私人关系，这种安排很难长期维持。

在日常运行中，卜乐承担了把制度变成流程的工作。她带领团队训练肥胖专病医生，逐项协调不同专业的排班、转诊、绩效和随访，让合作不再依赖临时会诊。

曲伸与团队成员合影。（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谁来决定患者走哪条路

在中心的「1+8+N」框架下，患者从统一入口进入，由肥胖专病医生完成评估，并根据具体情况组织营养、运动、心理、中医、内科、内镜与外科等力量参与治疗。

这套模式首先解决的是「谁来拍板」。专病医生不需要掌握每项技术，却必须使用相对一致的判断顺序：先识别患者的代谢风险、并发症和行为特征，再选择工具，而不是先站在某一种治疗方法旁边等待患者。

曲伸与团队开展诊疗工作。（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的学术工作也围绕这套判断语言展开。2015年，他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陆灏提出重新思考肥胖分类，强调基于代谢状态进行个体化诊断；2021年，团队参与的多中心研究进一步探索利用机器学习识别中国肥胖人群的代谢亚型。2024年，曲伸参与《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24版）》制定；同年，他主编的《肥胖症》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左：曲伸主编的《肥胖症》；右：《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24版）》。（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介绍肥胖代谢分型理念。（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在学术会议上讲解肥胖分型。（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参加2019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曲伸与同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图源：《减重行业观察》）

药物快速迭代以后，这种判断反而更重要。曲伸在采访中说：「你不能说一个GLP-1类似物打遍天下。」药物扩充了医院的工具箱，却没有消除患者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替代营养、运动、心理干预、手术和长期随访。

据卜乐向《减重行业观察》提供的中心运行数据，搬入虬江路院区当月，中心约有350个诊次；2025年全年约1.6万个诊次；进入2026年春季旺季后，单月诊次量基本稳定在2000个左右。

一座楼之外

所谓「减重中心天花板」，不是一栋独立建筑，而是五层条件同时成立：稳定空间、完整治疗工具、专病医生队伍、统一绩效与双考核，以及覆盖院内外的长期管理。最难复制的，是医院愿意把部分患者入口和资源调度权交给中心，让绩效规则不再惩罚正确转诊，并由固定团队把多学科意见变成连续流程。

它的边界也同样清楚。大型综合医院拥有较完整的学科和检查平台，中小医院未必具备同样的资源；统一绩效和双考核需要院级管理支持，不是任何科主任都能独立推动；而早期生活方式教育、个案管理和长期随访往往耗时耗力，未必能够立即形成收入。

从早期内外科协作，到8张床、融合病房，再到独立中心，曲伸是问题的提出者和主要推动者；卜乐则在门诊排班、医生训练、患者路径、绩效协调和随访中，把改革变成每日运行的秩序。两人的工作能否沉淀为不依赖某个强势带头人的制度，将决定这座中心的经验究竟是一项个人作品，还是一种可以延续的医院能力。

病是跨学科的。医院能否不再把患者切回科室，能否让正确转诊不再伤害医生和科室，才是体重管理门诊真正的组织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