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真的很富有吗？如果从雍正时期来看，答案可能是肯定的，至少在他的统治下，清朝的财政是相当充裕的。雍正推行了严格的节约政策，除了必须的工程项目如河防、海塘等，其他大规模的花费几乎都被叫停。这一政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不仅国家的财政负担减轻，民众的生活也得以改善。雍正还设立了封桩库，专门收纳赃款和剩余的资金，年末时，这个库里竟然能积攒三千多万两白银。而且，国家还要求各省按规定定期供米，粮食储备充足，足够供应二十多年之久。 然而，这样的富裕局面并未能持续太久。到了同治时期，清朝的财政开始逐渐吃紧，尤其是同治皇帝有过一个有趣的举动，他亲自写条子让户部取银，数额也没有上限，户部接到条子后，只能照单全付，不敢拒绝。这种现象足以反映出清朝财政的逐步恶化，钱花得越来越随意，国家的财政状况也越来越紧张。

到了光绪时期，国库的银子开始告急。户部的存银仅有二百万两，但每月发放八旗兵的饷银就需要四十八万两，义和团时期的虎神营兵饷则需要一百多万两。光是发兵饷，国库里的银子最多只能支撑三个月，负责发放兵饷的官员时常对着屋顶发愁，无奈感叹财政的捉襟见肘。更让人讶异的是，在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国库的存银居然一跃增至五百万两，原来是朝廷以军需紧急为由，迫使各省迅速凑集饷银。 众所周知，光绪十二年，慈禧太后用三千万两海军军费重新修建了颐和园。而且，颐和园的维修费用也并非来自正当财政收入，而是通过征收鸦片税——即所谓的土药税来筹集。这项税务于1885年开始征收，税率根据各省不同，每百斤鸦片税额从20两到55两不等，年收入可达140多万两，其中30万两上交户部，其余则全部流入了颐和园的维修基金。在光绪十二年，慈禧在颐和园中赏雪的冬季，每天的花费便达一万两，而这笔开销无疑也来自土药税。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奕譞去世后，修建祠堂和坟墓的费用高达五百万两，光是祠堂里的九莲灯就花掉了九万两。这笔巨额费用当然也由国库支付，虽然户部对此有些不满，认为这不合理，但也只能默默接纳，未敢反驳。 再看一些州县的杂费报销，这里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比如，涞水县令就曾提到，该县每年收取的牛羊税有六百两，但上缴国库的仅仅是其中的十三两，其余的都成了官员们的私房钱。还有一些开支项目，如驿站费，每月三百两，实际上只需五十两，剩余的数千两同样被官员私吞。税契收入也是如此，每年能收取几千两，但上报国库的只是其中的一百两，剩下的也被官员悄悄私吞。这些不正当的财务操作无疑是国家财政困窘的症结之一。

在京城的大工程中，勘估大臣、承修大臣、监督等官员层层吃回扣。例如，祈年殿的大修工程，所需的银子高达一百六十万两，但真正到施工者手中的，恐怕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都被各级官员分赃。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工程中，像光绪皇帝视察天津时，为了建造营房，报销的工程款就高达一百六十万两，而李莲英一人就分得其中的七十万两。 大内的费用也是极其庞大的。户部每年拨给内务府的银两达三十万两，随着开支的增加，内务府要求额外再拨款，几乎每年都要向户部索要二三十万两。即便如此，内务府依然觉得不够。最后，面对户部对其花费的不满，朝廷决定再次增加五十万两的拨款，这一幕不禁令人感叹，官员的奢靡之风早已根深蒂固。 光绪时期的内务府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年户部要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进贡大量银两，慈禧的交进银每年达十八万两，光绪的则为二十万两。对于这些进贡银子，究竟是给两位皇帝的私房钱，还是用于其他支出，外界并无明确了解。 至于慈禧太后积累的财富，尤其是她所谓的私房钱，则更加令人震惊。据《清稗类钞·度支类》记载，慈禧私藏的黄金已达到三万两，而在光绪初年，英国人赫德更是称她的积蓄已超过二亿两，这笔财富的来源一直成谜。慈禧曾在四川灾后捐赠五万两，但实际款项却由户部垫付，而慈禧似乎从未将其扣除。这种国家财政被皇室挥霍的现象，简直是清朝财政困境的一个缩影。

庚子国难后，慈禧和光绪皇帝从西安回京时，花费更是惊人，仅回程的花费就高达一百九十多万两，其中外省解决了七十八万两，而从赈捐款和南三府的地丁银中又拿到了大量的银两。整个回程过程中，不仅食宿费用极为奢华，每个尖站和宿站报销的银两动辄二万、三万，甚至更多。这样的开支方式，无疑加剧了清朝财政的崩溃，也让人不禁感慨：如此挥霍无度的大清，如何能不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