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至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主力部队损失殆尽。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发起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关键战役前的数月间，中苏高层之间就渡江问题展开了多次秘密磋商，双方意见却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在党内会议上表达不满，直言斯大林同志似乎并不希望我们打过长江去。

这一现象颇为耐人寻味。回顾解放战争初期，苏联确实给予了我方实质性支持，不仅移交了大量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还在国际场合多次声援中共。但为何到了1949年这个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反而希望中国出现划江而治的分裂局面？这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深入分析。

事实上，苏联对华政策的这种摇摆性并非始于1949年。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的战略意图就已初现端倪。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既希望中共保持一定军事实力，又不愿看到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在苏联的战略考量中，当时具备武力统一中国能力的并非中共军队，而是装备精良、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但若蒋介石政府完成统一，势必会倒向美国阵营，这将使苏联在未来的美苏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苏联更倾向于中国维持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这种战略构想可谓由来已久。

具体到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提出的划江而治建议，实则蕴含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任何大国都不希望周边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邻国。虽然中共是苏联的意识形态盟友，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拥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和数亿人口，势必会成为一个难以掌控的变量。斯大林凭借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了解，预见到新中国很可能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一判断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因此，在苏联看来，最理想的局面是中共控制长江以北地区，同时在军事和经济上仍需依赖苏联的支持。

为阻止解放军渡江，斯大林甚至不惜危言耸听，多次向中共领导人发出警告，声称一旦解放军过江，美国可能动用核武器或直接出兵干预。这些言论表面上是为中共着想，实则完全是从苏联自身利益出发的威胁。那么，当时美国是否真有可能进行军事干预呢？从客观形势看，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戏剧性——1948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彻底改变了国际格局。当时美苏双方在欧洲集结重兵对峙，世界目光都聚焦在西欧，无暇东顾。这场持续300多天的危机期间，中国战场接连爆发三大战役，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在这种国际背景下，美苏两国都无力也无意直接干预中国内战，这为毛泽东下定决心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国际社会的反应颇具深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人意料地选择留在南京（直到8月才因政策失败离华），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追随溃败的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反常举动充分暴露了苏联外交的两面性——在南京解放后仍变相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若非得到莫斯科最高层的授意，罗申断不敢采取如此行动。

所幸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判断，未受外部干扰，果断发起渡江战役，最终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面对既成事实，苏联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不仅放弃了划江而治的主张，还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予以承认。这段鲜为人知的外交插曲，成为中苏关系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建国初期，苏联确实给予了中国大量经济技术援助，特别是在工业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