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忻口战役、枣宜战役接连失利，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情绪明显低落。日军执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政策，逐步蚕食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形成严密的“囚笼”围剿，意图彻底摧毁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生存空间。
1940年8月，彭德怀元帅率领红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在这片黄褐色的土地上，红军完成了“洗刷前耻”的目标，实现了“由师到团，由团到连，纵横千里，扒铁路、炸桥梁、攻车站、拿矿山”的战术突破。这一战役不仅打击了敌人，也极大提升了抗战士气。
然而，后来有人质疑这场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百团大战，是否真的是经过中央军委正式批准，还是前线指挥官擅自发动的行动？事实究竟如何？
1940年，随着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英美陷入苦战，无暇东顾，日军气焰愈发嚣张，急于实现“东亚共荣圈”，对陪都重庆发动了疯狂轰炸。在政治上，日军软硬兼施，推行诱降政策。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身中16枪，蒋介石抱棺痛哭，令国统区充斥着妥协和悲观的气氛。
九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被日军严密包围，陷入囚笼。敌军制定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链条、据点为锁的包围圈，形势异常严峻。
在听完左权的汇报后，彭德怀元帅忧心忡忡。日军囚笼政策使据点骤增，八路军的行军路线频频被迫调整。整个根据地仅剩两个县未被完全破坏。日军依托占领的交通线，修筑了大量炮楼和碉堡，使擅长游击的八路军生存空间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毛主席也深感忧虑，认为短时间内连续败绩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摇摇欲坠，迫切需要一场重大胜利以稳住局势。无论军事还是政治，高层领导和基层官员都一致认为，八路军急需发动一场有重大影响的战役来振奋士气。
彭德怀面对破囚笼的唯一方针就是：“生死置之度外，不服就干。”尽管他脾气倔强固执，但绝非莽撞之人，否则也不会赢得毛主席“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高度赞誉。
他盯着墙上那张庞大的地图，八路军的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几块狭小区域，提出了“百团大战”的构想：多点出击、齐头并进，把敌人的囚笼彻底打破。然而，左权立刻反对，认为这种集中力量的攻击会暴露全部实力，先亮底牌的往往会陷入被动。
彭德怀深知其中风险，但他焦急于被敌人逐渐勒紧的包围，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一次大规模行动振奋民心，证明中国人民尚未放弃抗争。
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联合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值得注意的是，该命令经多方商议，作为前线指挥官的安排，并不需要中央军委的正式批准，而中央军委只是接收抄送，保存备案即可。因此，无论是军委还是毛主席，对此不做批复均属合情合理。
命令规定，至少22个团兵力必须夺取正太铁路，这条铁路是华北重要的战略运输线。8月8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又发布了《战役行动命令》，细化了其他军区和师团的目标公路段。
这两个文件同时下达给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负责人，明确每人带领部队的具体任务，随后报送中央军委并获正式认可。毛主席对战役情况了如指掌，他与彭德怀都是湖南湘潭人，合作多年，经历无数生死考验，彼此默契深厚。毛主席曾说：“老彭这个人，想好了说出口，说了就一定做，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
显然，当时“前线指挥员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虽有人坚称计划未获中央军委批示，但实际上毛主席体现了他的大智慧和深谋远虑。
早在1938年5月，毛主席依据多年游击战经验，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明确指出干预下级具体事项，如战役部署，反而有害。战役和战斗需分散指挥，因战场瞬息万变，上级远距离掌控不了细节。
主席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分散指挥让前线指挥官能灵活应变。若上级过度干预，反倒会妨碍战局发展。
主席早有理论准备，选择将兵权下放给前线指挥官，也要无条件信任他们的决策。实践证明，百团大战正是理论指导下的果敢行动。聂荣臻元帅曾言：“像破袭正太路、平汉路的游击战，我们打得多了，日常工作而已。计划上报中央军委，他们也未反对，这场仗必须打。”
事实证明，百团大战突破了日军设下的“囚笼”，虽然八路军付出惨重代价，但成功为抗日武装争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历时117天，投入105个团兵力，全力遏制敌方诱降政策，防止国民党因动摇而破坏统一战线。
百团大战的英勇表现极大激励了全国军民抗战热情，让受难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也让投降派破灭幻想。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权衡投降的利弊，以及由此带来的反共后果。若全国抗战情绪高涨而他仍接受日军“糖衣炮弹”，将失去民心，人民可能转向支持八路军，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局面。
此外，百团大战也极大推动了八路军队伍的壮大。1940年6月7日，八路军人数已达50万，百团大战时扩充到170个团。尽管命令只派22个团参与正太战役，但战斗中参战团数迅速增加到105个团，显示华北八路军士气高涨，积极响应号召。彭德怀得知后，赋予这场战役“百团大战”的伟大名称。
1940年12月2日，百团大战结束后，彭德怀、朱德等人发出《关于百团大战后部队整理问题致各兵团首长等电》，要求补充缺员至满编状态，确保每团2500人，这一目标短时间内得以实现。
八路军人数的快速扩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百团大战激发的巨大精神力量。山西阳泉的老民兵王德顺说：“我们这片地早就受够了汉奸和日本鬼子的欺凌，听说八路军打日本人，我们都举起武器跟着他们走了。”
中央军委同样高度评价百团大战。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延长战斗时间，称这是利用有利时机的正确选择，强调八路军应牢牢掌控战场，扩大华北战果。山东和华中地区也可效仿华北，组织大规模有计划的对敌进攻。
9月16日，彭德怀、朱德等人联合下达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9月20日晚，第二阶段战斗正式打响。9月18日和20日，在陕西延安连续举行群众大会，庆祝阶段性胜利。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发表讲话，毛主席也亲临现场。
12月22日，中央军委在延安致电彭德怀，指示百团大战结束时间暂不外宣，可继续利用其影响力限制蒋介石的反共动向，“我们还可以借助百团大战的声势继续反对他。”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攻势战役，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广受赞誉。但总有少数声音对其提出质疑，多属无凭无据的主观批评。
他们只看到百团大战后敌军疯狂报复，给八路军带来更大生存压力，却忽视了这场战役带来的深远意义。百团大战和所有战争一样存在不足，战场变化难以完全掌控，出现失误在所难免。但这些不足与贡献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正确的态度是总结经验教训，而非纠结于细节。在战役中，彭德怀与各级部队不断协商调整，及时改进策略。八路军习惯游击战，这次大规模进攻虽与平时不同，但抗战的方式不应局限于单一战法，应随战场形势灵活调整，因此百团大战绝非错误。
当时毛主席与彭德怀坦诚交流，毛主席开门见山说：“咱们定个规矩：一是把话讲透，二是可以骂娘，三是各自检讨不记仇，不影响工作。我先检讨，造成这结果责任在我，事前没通知你，事后也没解释……”
回望历史，即使重来一次也别无选择。即使付出惨重代价，也必须毫不犹豫地发动类似百团大战的规模性进攻。因此，百团大战是一场不可避免、必须打响的关键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