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黄河铁桥背后的秘史：

升允曾在俄国担任过三年驻俄参赞，期间他从欧洲学到了什么？

他是继左宗棠之后，最为出色的陕甘总督，主持了黄河铁桥的建设，甚至一度接近攻占西安。他的名字就是升允。在历任陕甘总督中，升允的政绩无疑位列前茅。仅仅是黄河铁桥的修建，便足以让他名留青史。

陕甘总督是清末最为艰难的职位之一，几乎涵盖了半个北方的地区，兵力虽有十几万，但财政收入最多只能达到四百万两白银，远远不足以支付军队的开支，还得依靠东南沿海的协饷来支撑。因此，陕甘总督的职位可以说是压力山大，薪水微薄，事务繁杂，范围广阔，实在不易胜任。

然而，升允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尤其是黄河铁桥的建设可谓是卓有成效。可惜的是，他最终被撤职，闲居在西安。那么，为什么清朝会将一位如此能干的总督罢免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升允鲜为人知的历史面纱。

升允，字吉甫，号素庵，是清末最大的保皇派人物之一，被誉为“末代孤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领导甘肃的军队镇压了陕西的革命党，并发表檄文讨伐袁世凯。

关于升允的身世，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他并非满族人，也就是说他不是满洲的后裔。关于升允的出生，历来存在不同的说法。经过多方考证，并结合升允本人填写的履历，可以明确指出他是蒙古旗人，具体来说，他是“镶黄旗蒙古瑞昌佐领下人”。升允自己曾写诗自称：“我本插汉一老胡”。这首诗表达了他来自清朝初期随满洲人入关的察哈尔蒙古人的后裔身份。

那么，升允为何能够具备如此远见卓识，并推动黄河铁桥的建设呢？这与他曾在俄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生活三年密切相关。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出洋官员之一，升允的视野无疑更加开阔，影响深远。

在黄河铁桥的建设过程中，升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与同德公司进行商谈，还是向朝廷上书，升允都倾尽全力。根据档案记录，黄河铁桥的修建合同签署时间为1906年10月28日，而向朝廷的上报则是在1907年1月22日，获得批准的时间是1908年2月19日，足足比签约晚了一年多。即便如此，在批准之前，铁桥的建设材料已悄然送往兰州，按升允所说，修桥的工程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动工。

在清末的新政中，升允不仅大力推动了黄河铁桥的建设，还在甘肃省实施了一系列深远的改革。他任命了兰州道的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负责推动地方实业的发展。总局下设多个部门，涵盖了农业试验、工艺制造、商品陈列、矿物化验等多个领域，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工业和农业技术。升允还开设了多家工厂，包括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制革厂等，利用甘肃的自然资源，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发展轻工业。

升允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他还重视教育事业，致力于提升甘肃的教育水平。他创办了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后来改为初级师范学校），并在兰山书院设立了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还在甘肃的多个地方设立了农业试验场和教育机构。

这一切改革举措与当时清朝的改革大潮息息相关，也与升允在欧洲的所见所学密切相连。

升允的欧洲经历无疑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光绪二年（1876年），升允通过荫生途径进入官场，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五年后的光绪八年，他通过乡试考中举人。光绪十二年，升允考取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章京，逐步接触到了外部世界。

四年后（1890年），他在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保荐下，晋升为员外郎，并享受遇缺即补的待遇。随即，他跟随使节许景澄出洋，担任驻俄的二等参赞。这一职位让升允有机会深入了解俄罗斯、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家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情况，他的视野与思维得到了极大的开阔。

升允在欧洲度过了三年，他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他深受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因此，他在推行黄河铁桥建设等新政时，尽管有时表现出保守的态度，但他依旧坚决维护清朝的传统统治结构，反对君主立宪制的改革。

升允对君主立宪制的强烈反感，可能与他在欧洲看到的一些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情形密切相关。这些国家的君主往往面临失去实权的局面，这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反对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

然而，随着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爆发，升允的保守派立场变得更加鲜明。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起义，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升允从西安步行到平凉，并请示调动甘肃清军进攻陕西，试图维护清朝的统治。尽管清帝早已退位，升允依然未向甘肃官民公布这一消息，继续策划攻占西安并恢复清朝的统治。

这段历史颇为曲折，升允领导的甘军集团几乎成功攻占西安。这一故事的后续，老王将在日后继续为大家讲解，敬请关注，精彩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