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工作有一项严格的原则：转入地方的干部不再参与军衔评定。这一原则对许多有突出贡献的军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一些转业后依然在地方工作且未能获得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军衔。周恩来和邓小平作为开国元勋，率先明确表示不要军衔。若是周恩来参与评衔，他的排名应当仅次于朱德，成为第二位元帅。而邓小平虽然早已列入元帅评定名单，但最终在评定中排名第七，罗荣桓的位置就是由此得来。

同样，转入地方工作后，许多曾在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如邓子恢、张鼎丞、滕代远、谭震林、李富春等，也未能获得他们应得的大将军衔。然而，少数因特殊原因依旧获得授衔的干部，尤其是在军事与地方工作之间具有特殊贡献的，如陈毅，他在担任外交工作时依照苏军惯例，仍被授予元帅军衔；又如乌兰夫，长期在地方工作，因特殊贡献也被授予上将军衔。

其中，有一位特别的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转入川东行署工作。1952年，评衔时他已经是四川省委书记，而到1955年1月的大授衔前夕，他又被任命为副省长。这个已经转入地方的干部，最终在大授衔名单出炉后，主席亲自指示，将他补入开国上将的名单。这位干部就是闫红彦。那么，闫红彦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才让主席亲自破例，授予他开国上将军衔？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许多关键人物英勇牺牲，陕北红军的一些标志性人物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共有四位高级将领为革命献身，他们分别是唐澍、杨重远、谢子长和刘志丹。

唐澍，河北易县人，21岁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26年秋，受冯玉祥将军邀请，唐澍成为军政学校的主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组织派唐澍到陕北组织起义。唐澍与杨重远、李象九等人共同领导了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又策划了渭华起义，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遗憾的是，起义失败后，唐澍在游击战中牺牲，年仅25岁。

第二位牺牲的陕北红军高级将领是杨重远，原名杨敬熙，陕西绥德人。杨重远曾是教员，后在陕北井岳秀部参与兵运。清涧起义失败后，杨重远深入敌军开展兵运，1931年夏，他参与组建晋西游击队，之后与刘志丹在照金地区汇合，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1933年5月29日，杨重远在安定的谭家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9岁。

谢子长和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谢子长为安定和延川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西北革委会主席。谢子长牺牲于1935年2月，时年38岁。谢子长牺牲后，刘志丹成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领导陇东太白起义。1936年，刘志丹在东征中于山西中阳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3岁。

在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红军仍有数位老资格的将领，但他们都比闫红彦年长，资历更深。吴岱峰是其中之一，他是陕北瓦窑堡人，曾在北伐战争中任职，后参与皖北暴动，并回到陕北与杨重远等人创建晋西游击队，任副大队长。1936年，红军改编为四个军，吴岱峰被任命为红29军军长，后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延安工作。尽管吴岱峰资历深厚，但在1955年授衔时并未获得开国上将。

与吴岱峰资历相近的还有贺晋年，他长期从事兵运工作，抗战时期担任红27军的团长、师长，解放战争时任东北纵队司令员。贺晋年虽然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表现突出，但由于高岗的影响，评衔时只被授予大校，后来在主席过问下才改授少将军衔。

另一个资历接近闫红彦的将领是郭洪涛，曾在山东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参与整风运动，后因受到高岗的打压，错过了授衔的机会。

尽管闫红彦的资历和战功并非最为显赫，但他从大革命时期与吴岱峰、杨重远等人共同创建晋西游击队，到抗战期间担任黄河游击师司令，直至解放战争期间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担任副政委，期间屡次独当一面，表现出色。他不仅有显著的战功，也在国家建构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早已转入地方工作，但他在1955年依然因其杰出的贡献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并荣获三个“一级勋章”。

闫红彦的授衔，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质疑，但从他的历史地位和战功来看，完全符合他应得的荣誉。这也反映出，国家对那些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具有卓越贡献的干部，始终保持着公正的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