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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 高解春

编辑 | 李冬梅

2026年7月，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医疗事故罪二审落地，维持一审原判：有期徒刑一年，实刑。此时，韩杰医生已被羁押近一年，判决书还明确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判决一出，医疗圈舆论汹涌。

回到案件原点：2024年2月17日，一名2岁半患儿因呕吐急诊，韩杰医生经腹部影像检查诊断肠梗阻，保守治疗，患儿在自行转院途中死亡。作为一个资深小儿外科医师，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马上想到是腹股沟嵌顿疝或肠套叠。果然，腹股沟嵌顿疝漏诊而导致肠坏死、腹膜炎、感染性休克致死。事后，抚州市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85%主要责任，法院判决医院赔偿146万余元。临川区卫健委对韩杰及当班上级医师做出警告、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至此，尽管网上不少医生对急诊环境、首诊责任、赔偿金额有不少议论，高解春则考虑社会舆论、执法环境、涉事患方的合法权益和规范医生行为的必要惩处，认为基本合法合情。

按照常规医疗事故处理流程，事情至此本该结束，然而家属拿着鉴定意见报警，2025年6月10日警方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立案，次日韩杰被刑事拘留，直至这次刑事判决。

韩杰案对医界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韩杰的“医疗事故罪”被判实刑，让全国数百万一线医护感受到了“心底最深的寒意”。它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医疗事故在民事赔了，行政罚了，还不够——医生还可能被送进监狱。这种“三重追责”的叠加，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医生的执业安全感。这次医疗事故罪的判决，在无数医者心里投下沉重的阴影：当漏诊需要背负刑事责任，当行医的容错空间彻底消失，未来还有多少人愿意踏上这条学医之路？

韩杰并非第一个被以医疗事故罪追究的医生。在他之前，福建的李建雪、厦门的温红等“医疗事故罪”案件都引发广泛关注，但这三个案件却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2011年12月31日，产妇陈某产后出血抢救无效死亡，李建雪是当晚值班医师。医学鉴定为 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李建雪被吊销医师执照，开除党籍，取保候审。2017年12月4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李建雪犯医疗事故罪，免予刑事处罚，李建雪无法接受“有罪”，选择上诉，2020年6月11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李建雪无罪。历时8年，这其中的煎熬，职业生涯的毁损，谁来偿还？

2015年，13岁患儿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入院，血液科温红医生予以化疗，化疗后患者发生骨髓抑制，伴感染性休克死亡。医学鉴定化疗方案合适，医方未监测血药浓度，为次要原因力。2017年法院判决赔偿53万余元，患方在民事案件尘埃落定后再次以医疗事故罪起诉，附带140万元民事赔偿的诉求。警方以医疗事故罪立案，2019年被批捕，2023年法院一审判决温红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历时6年，温红在接受采访时哭诉：“身心俱疲”。

李建雪、温红、韩杰，那一个个无助而彷徨的背影。他们原本是治病救人的医者，却因为一个医疗事故，变成了刑事法庭上的被告人。其中韩杰是审理时间最短，又是唯一因“医疗事故罪”被判处实刑的医生。近日谭秦东医生在致中国医师协会的公开信中，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直指韩杰案“追责标准畸重”“与现行司法裁判惯例严重冲突”。实际上，恰恰暴露了医疗事故罪适用标准、立案门槛和判决准则的混乱与随意。

面对医疗事故罪日益严重的适用争议，高解春进行了近8年持续观察和思考，完成了从“慎用”到“废除”的逻辑演进：2018年1月20日，当李雪健案以“犯医疗事故罪，免予刑事处罚”的折衷结果落地后，高解春写下了《从李建雪案谈医疗事故罪的完善和慎用》。然而，仅仅5年后，温红案再起，高解春在2023年4月30日，写下了《再论医疗事故罪的立法取向和适用争议》，此时高解春已从呼吁“慎用”到对立法取向的根本性质疑，因为高解春认为：当一部法律的核心要件无法清晰界定，当它的适用标准在不同案件之间摇摆不定，当它造成的寒蝉效应远大于惩罚效果时，仅仅“慎用”已经不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部法律本身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从国外借鉴看来，我国医疗事故罪的立法模式在国际上也并不多见。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医疗过失主要作为民事侵权案件处理。没有医疗事故罪，个别极端恶性情形按过失杀人、故意伤害等罪名定罪。所有医疗纠纷通过民事赔偿机制解决，患者获得经济补偿，医生承担民事责任。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有《医生责任法》，但执法极为慎重，刑事追责的门槛极高，只有极端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启动刑事程序。

这种国际通行不设和慎用医疗事故罪的做法，其背后逻辑是：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不确定性。将每一个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医疗过失都纳入刑事追究范围，即不现实，更不公平。

就像当初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2002年设立，在施行18年后于2020年被正式废除。因为当司法实践证明这种法规导致医疗纠纷滥诉现象严重，占用大量司法资源；医疗机构和医师开始防御性医疗，造成医疗费用上涨……当引导效果与立法初衷存在巨大鸿沟时，修订和废除成为必然。

医疗事故罪应当废除的理由如下：

1、“严重不负责任”的界定存在根本性缺陷。医疗事故罪的核心要件是“严重不负责任”，尽管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标准（公通字［2008］36号）有擅自离岗、拒治、违规使用药品器材等七项具体情形，但从李建雪、温红到韩杰，哪一个立案、起诉和判决时按照规定严格执行的？当“严重不负责任”在法律上缺乏清晰、可操作的界定标准，当“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等同于“医疗事故罪”时，后果不堪设想。

2、民法完善为医疗事故罪适时废除创造条件。医疗事故罪设立于1997年，当时民事赔偿机制尚不完善。30年来，中国的民法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侵权责任法》已颁布实施，《民法典》生效，医疗损害的民事赔偿机制已成熟。在此背景下，继续保留一个核心要件模糊、适用标准混乱的医疗事故罪已没必要，适时废除，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把极端恶性情形纳入过失杀人、故意伤害的立案范畴，医疗纠纷通过民事赔偿机制解决。

3、民事、行政、刑事“三叠”法律适用存在明显漏洞。从厦门温红案到抚州韩杰案，都在民事赔偿已经完成，行政处罚已落地，原本已完成医疗过失处置的完整闭环后，在某些职业涉医法律团队操纵和涉医网络舆论裹挟下，患方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再次以“医疗事故罪”报警，并追加上百万的民事赔偿。如此同一过失行为被民事、行政、刑事三叠追责，不符合法律上的比例原则要求，既惩罚的严重程度应当与行为的过错程度相适应。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虽然法律上互不排斥，但“互不排斥”不等于“必须叠加”。在国外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赔偿后的刑事追责设置极高门槛，导致医疗过失案件在民事赔偿后就终止了刑事追责，与我国“三重叠加”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而适时废除医疗事故罪，应该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法律适用混乱的有效途径。

4、刑事追责的寒蝉效应损害医疗事业发展。医疗不良后果演变为刑事追责，医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防御性医疗”：过度检查、过度医疗、推诿高风险患者成为必然。韩杰案已使原本人才匮乏的儿科专业“雪上加霜”。当医疗从业者普遍感到“唇亡齿寒”时，最终受害的必然是患者。

废除医疗事故罪，并不意味着对医疗过失放任不管。让医疗事故在民法框架内得到更稳妥的解决：通过民事赔偿让受害者获得充分的权益保障；通过卫生行政监管，让违规者承担责任。同时，卫生行政和医师协会应当积极维护医者的合法权益。这种权益保护不应区分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韩杰所在的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维权应当覆盖所有执业医师。

从李建雪、温红到韩杰，一个个医生的背影在刑事法庭的聚光灯下显得那么的无助而彷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普通医生，因为一场医疗意外，受尽煎熬，损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

医疗事故罪的存废，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更关乎千千万万医生的执业安全感和中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当一部法律让医者噤若寒蝉，让救死扶伤者人人自危，我们就必须正视：这部法律本身，或许已经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