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经历过工作的人都知道，报销是每个职场人都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而在清朝，这个问题显得尤为棘手。那时，官员们常常需要先自己垫付办公经费，然后再通过报销来得到补偿。清朝的官场中，报销几乎成为了生死攸关的事务，尤其在云南一带，局面更为复杂。 光绪初年，云南的文武官员们正为报销问题愁眉不展。云南省各种公事所需的花费，往往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若不能及时报销，那日常办公和公务活动就会受到影响。于是，云南的地方官员们几乎为报销事宜烦恼不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销申请中，包含了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1874年至1881年）之间的各类报销单据，然而，迟迟未能在户部获得批准。

为了加速报销，云贵总督刘长佑和巡抚杜瑞联几次三番地催促布政使崔尊彝：你赶紧去办呀！我们这里都快发不出工资了！面对这种压力，布政使崔尊彝也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无奈地摊开双手：我也没办法呀，户部不批准，我总不能硬按着尚书的手签字吧！ 不能报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官场常见的官与吏的斗争。在清朝，官员的工资往往很低，甚至有些官员没有工资，只能靠递门包等不成文的规矩来维持生计。所以，贿赂与行贿成了官场中普遍存在的生存法则。这种现象形成了宰相门前七品官和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官员们的处境，往往充满了矛盾与困扰。

从崔尊彝的角度看，他也明白，给人送礼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谁能接收他的贿赂呢？贪官并不是傻子，他们当然不会随便接受任何人的钱财。于是，崔尊彝耐心等待，直到听说补永昌府知府潘英章将要赴吏部任职。这个消息让他眼前一亮，潘英章正好符合他需要的行贿人的标准。 潘英章具备三大条件：首先，他是崔尊彝的亲信，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且都在云南为官；其次，潘英章为人八面玲珑，能圆滑应对，绝不如海瑞那样直言不讳；最后，潘英章与负责办理报销事务的具体承办人孙家穆是同事，彼此间的关系自然也更容易推动事情的进展。 于是，崔尊彝把报销案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潘英章，潘英章深感责任重大，他立刻站起身来，答应道：请大人放心，我一定会帮忙处理好云南的这件事。潘英章心中虽有些犹豫，但崔尊彝的深情厚谊让他感动不已。作为一个长期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潘英章深知，这事不做也是祸，做了也是祸。若不按崔尊彝的意思办，轻则丢官，重则丧命。 崔尊彝听后，激动地站起身，握住潘英章的手，眼中闪烁着泪光，激动地说道：兄弟，我代表云南的各级官员拜托你了！你一定要帮我们把这件事做好。到京城后，你人生地不熟，若有需要商量的事，可以找太常寺卿周瑞清，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潘英章被崔尊彝的真诚打动，坚定地说道：崔大人，请放心，我一定会办妥此事。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做！ 安排妥当后，崔尊彝将18万5千两的银子送往京城顺天祥等银号，其中有10万7600两专门用于行贿。潘英章到达京城后，立刻与已接到书信的周瑞清见面，商讨具体的操作方法。经过一番协商，潘英章决定通过龙继栋与孙家穆打好关系，通过行贿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要户、工、兵三部能够顺利办理云南的报销事务，龙继栋就能得到8万两的银子，其中5万两先行支付，剩下的3万两则等案件解决后再付清。

随后的日子里，银票和贿赂款项陆续交接，最终，光绪八年（1882年），云南的报销文件终于在户部复核完成，工部也同意议准，事情接近尾声。潘英章将剩余的3万两银票交给崔尊彝保管，并将云南汇来的私人银子交予他。与此同时，崔尊彝也悄悄贪污了其中的2.76万两。 崔尊彝认为，报销案件已经处理妥当，只需等待朝廷的批复，云南再向朝廷递交最终报告，案件便可圆满结束。于是，他向吏部请假回家探亲，并委托潘英章完成剩余的工作。潘英章随后也回到了云南的永昌府。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贪污案件最终被泄露了出去。

那些受贿官员们，在与同事、朋友聚餐时、与家人闲聊时，不小心说漏了嘴。很快，消息传到了御史言官的耳中，崔尊彝等人的行贿行为被揭露了出来。经过调查，光绪帝下令钦差大臣和各位高官参与调查此事。最终，经过一番审理，相关人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起事件最终揭示了清朝官场的腐败与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揭示了如何在这个系统中生存和斗争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