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范进中举》，总觉得那个故事荒诞可笑、夸张至极。范进那时候几乎废寝忘食地读书，却依旧困窘潦倒，连岳父那样的小商人都看不起他，整个形象让人心生怜悯。可一旦中举，生活仿佛瞬间翻天覆地，之前羞辱他的人都换了面孔，态度180度转变，仿佛范进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尤其是范进自己，考中举人时竟然高兴得像疯了一样，这让人不禁笑出声来。

然而，当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重新回顾这段故事，心里却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思索：那时的科举制度，像一座灯塔，引导着千千万万的儒生苦读十年寒窗，只为了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步步高升。但同时，又有多少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迷失了自我，忘记了当初为民立志的初心？科举制度的本意，似乎并没有完全实现它所承诺的公平与正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的选贤任能制度就显得十分不足。那些寒窗苦读的读书人，他们为了个人的荣耀和富贵，往往忽视了百姓的疾苦，忽略了他们所谓的员，是否真的能为国家带来兴盛，造福百姓呢？这依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唐朝时得到了确立，直到宋代才算是完备，延续了近1300年之久，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可见，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科举制度一直都充满了重视，并且经过了不断的优化与改进。它一直被当作选拔国家人才的最佳途径。然而，这个制度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在它实施之前，那个时代的选贤方法又有何不同呢？

在周代和战国时期，官员往往出自贵族阶层。即使之后政坛的标准逐渐放宽，但普通百姓仍然没有明确的途径进入仕途，他们的生活一眼望到头，几乎永远也难以翻身。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他实施了按功劳加官封爵的政策，让一些曾经的士兵和文人谋士获得了官职。而过去的达官贵人则被逐出政坛，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了机会。这个时期，官员的选拔标准渐渐转向才学，但即使如此，普通百姓与官僚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差距。

到汉武帝时，人才的选拔变得愈加重要，尤其是在东汉时期，各路豪杰涌现，求贤若渴的心情愈加迫切。曹操更是以唯才是举作为原则，广纳人才，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便是最鲜明的例证。

然而，尽管东汉时期表面上看似人才可以从百姓中涌现，但在当时，能接受教育的多是贵族出身的子弟，百姓中的子弟能博览群书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虽然才学是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但威望显赫的门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的选择。尤其是南北朝时期，选官仍然沿用了门第作为主要标准。在北朝，战乱不断，很多高官都出自屡建军功的将士，而文官的比例极为稀少。即便是文官的职位空缺，朝廷也更倾向于从世家大族中挑选。即使这些人可能才学平庸，但朝廷看重的仍是他们家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到了隋朝，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推行科举制度，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减少贵族的政治影响力，给普通百姓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然而，由于士族的势力依然强大，即便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也常常在士族的压制下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才能，甚至一度让科举制度的执行受到了质疑。 唐朝继承了科举制度，但对于寒门子弟而言，这个制度依然存在着不公平。那些出身寒微、家庭贫困的学子，即便才学出众，往往也难以和养尊处优的贵族子弟竞争。尽管如此，随着盛唐局面的打开，唐朝的科举制度逐渐得到了改善，普通百姓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更多的学子得以参加科举考试，通过选拔进入仕途。于是，那些曾经坐享特权的贵族后代开始感到威胁，试图限制寒门学子的入仕机会，然而终究未能如愿。 在唐朝中期，科举制度真正为出身低微的学子打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武则天的当权，更是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她通过打压士族的势力，推崇科举选拔，使得有才学的人可以进入朝廷，甚至有寒门出身的人也能担任高官，成为宰相。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推进，使唐朝的政治变得更加开明，带来了第二春，盛唐的局面进一步巩固。 科举制度在唐朝之后一直被沿用，到了宋朝，已经相当完善。虽然科举制度为很多寒门子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曾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不再心系百姓，而是沉溺于享乐，滥用职权，腐败无能。到了宋朝末年，虽然科举制度继续存在，但由于政治腐败，朝廷的无能，百姓的疾苦依然得不到解决。 从这一点来看，政治是否清明，绝不仅仅是从门第到才学的选拔方式的改变能够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作为官员，是否真正体恤百姓，是否能够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才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