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统计，全球有约10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占全球总人口的13%，然而，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深陷于病耻感，羞于向任何人乃至医生提及此事，他们不仅承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被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和污名压得喘不过气。

如何破除对精神疾病的误解？译林出版社“医学人文丛书”第14册《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前主席杰弗里·A.利伯曼，而APA正是被全球精神病院和心理健康工作者奉为圭臬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制定者。

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症状与正常情绪的界限十分模糊，病因又无迹可寻，而科学又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在大脑研究上取得突破，精神病学早期荒诞无稽的“黑历史”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历史上第一位精神科医生是威廉·赖希，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生命能”学说，认为精神疾病源于患者体内的生命能阻塞。他自制了“生命能蓄能器”用于治疗——让患者挤进一个电话亭大小的箱子，在其脖子上挂一根橡胶软管。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荒诞的学说不仅吸引了大批患者，还获得了主流医学期刊的认可。

像这样近乎骗术、毫无疗效的学说还有很多，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把患者固定在椅子上，然后将其旋转，用鸟笼一样的盒子罩住患者的头，隔绝视觉和听觉，还给患者开用水银做成的强力泻药。葡萄牙神经科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发明了脑白质切除术：在病人的颅骨上开孔，将器械伸进大脑，像挖苹果核一样挖取脑组织，他还因此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利伯曼毫不回避这些让从业者蒙羞的过往，但他也提醒我们：精神病学一直在“大脑”和“心灵”之间摇摆，这导致早期的精神科医生既渴望科学，又难以逃脱奇想与怪谈；那些近乎虐待的疗法，其初衷都是为了救人。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开创了治疗师与患者通过谈话达到治愈目的的模式，为心理治疗制定了基本规则，此后精神分析一直在谈话疗法中独占鳌头，直到认知行为疗法（CBT）横空出世。

行医多年的利伯曼感叹道：“作为一名既有临床护理一线经验又有精神病学前沿研究经历的医生，我目睹了势如破竹的进步改变了精神病学……但不幸的是，不是人人都能从中受益。……来我们精神科看诊的许多患者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担心被别人知道。……很多患者经常从南美、中东或亚洲飞到纽约找我们看病，为的就是确保本国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看精神科医生。”

他遇到过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被家人关在别墅里的现实版“阁楼上的疯女人”，因为感到丢人而迟迟不肯将女儿送医的社会名流……精神病学好不容易在大脑和心灵的天平上取得平衡，兼采生物学派和心理动力学派之长，但却卡在了让病人愿意走进精神科挂个号这一关上。

要解决这个难题，答案不在医院内，而在社会中。只有破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消弭社会对患者的污名，那些躲在角落的受苦之人才会愿意走出家门，求医问药。而这一切，要从了解精神疾病的真相开始。这也正是利伯曼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谢斌在读完此书后评价：“相信每一位对精神病学的科学性与诊治方法心存疑虑的读者，都能在读完本书后豁然开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