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的大卫（David）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他热爱生活，喜欢在自家的花园里侍弄花草，也喜欢和老伴一起环游世界。然而，六年前的一天，持续的背痛和无法解释的疲惫，让他不得不走进医院。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检查，他收到了一个陌生的诊断—— “多发性骨髓瘤”。

这是一种浆细胞的癌症，源于骨髓，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 。医生告诉大卫，虽然无法根除，但现在有很多创新的治疗方法，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慢性病来管理，目标是尽可能地延长高质量的生存时间。

就这样，大卫开始了他与骨髓瘤漫长的“战争”。

一场“打地鼠”的持久战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打地鼠”游戏 。医生用一套方案（称为“一线治疗”）将冒头的“地鼠”（癌细胞）打下去，患者进入缓解期。但过一段时间，一些更狡猾、更耐药的“地鼠”又会从别的洞口冒出来，这就是复发 。这时，医生需要换用另一套方案（“二线治疗”），再次将其击退。

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加，缓解期会一次比一次短 。癌细胞在一次次的打击中“进化”，变得越来越“刀枪不入”。大卫的经历正是如此。最初，他接受了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治疗，效果显著，他享受了两年多的安宁时光。但复发还是来了。接着，医生为他换上了以“来那度胺”为主的二线方案，病情再次得到控制。

在与疾病斗争的这些年里，大卫和他的医生几乎动用了现代医学对抗骨髓瘤的“三大王牌武器”：

蛋白酶体抑制剂（PIs）：这类药物像是癌细胞的“垃圾处理系统破坏者”。癌细胞会产生大量异常蛋白质，需要不断清理，否则就会“撑死”自己。PIs正是通过堵塞这个清理通道，让癌细胞被自己的“垃圾”淹没而亡。大卫一线治疗用的硼替佐米就属于这一类。

抗CD38单克隆抗体：这是近十年来的重大突破，是真正的“生物导弹” 。骨髓瘤细胞表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叫做CD38。这类药物（如达雷妥尤单抗）能像GPS一样精准锁定这个目标，然后引导免疫系统发起毁灭性打击 。

在经历了几次复发后，大卫的医生为他启用了第三种王牌武器——抗CD38单抗。他顽强的生命力，让他有机会用遍了这三类最核心的药物。

然而，这也意味着，他抵达了一个医生和患者都深感棘手的阶段。他的主治医生告诉他，他现在已经成为 “三线暴露”（Triple-Class Exposed, TCE）患者了。

“三线暴露”：当所有王牌都已打出，我们还剩下什么？

“三线暴露”（TCE）是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但它背后的含义却非常沉重。它指的是患者已经使用过上述三大类核心药物中的至少各一种 。

这意味着，癌细胞已经逐一见识过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并对它们产生了耐药性。对于TCE患者来说，治疗选择变得非常有限，预后也通常很差 。这不仅是大卫个人的困境，也是全世界骨髓瘤患者和医生面临的终极挑战之一。

当一个患者成为TCE时，医生们最想知道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还能期待多久的缓解期？患者的生存时间还剩多少？

为了回答这些关乎生命的问题，英国的科学家们利用国家癌症登记系统（CAS），进行了一项规模空前的回顾性研究。他们想通过真实世界的数据，清晰地描绘出英国骨髓瘤患者，尤其是TCE患者的真实旅程和结局。

万人数据揭秘：英国骨髓瘤患者的真实图景

这项研究纳入了从2014年到2020年间诊断的近15,000名英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主队列” 。研究人员像侦探一样，仔细梳理了这些匿名的医疗记录，试图拼凑出完整的治疗模式和生存结局。

研究发现了什么？

典型的患者画像

在主队列中，患者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71岁，男性居多，且绝大多数是白人。这与英国官方的癌症统计数据基本一致，说明这个研究群体很有代表性。

2. 治疗路径的普遍规律

超过一半（57.2%）的患者在研究期间只接受了一线治疗 。这背后可能有两种情况：一部分患者可能获得长期缓解，病情稳定；而另一部分不幸的患者，可能在一线治疗后不久就去世了，没有机会接受后续治疗。

在一线治疗中，“硼替佐米”是当之无愧的主力，超过50%的方案都包含了它 。

“来那度胺”则常用于二线和三线治疗。

而“达雷妥尤单抗”这类抗CD38单抗，则主要出现在四线治疗中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患者是在治疗的后期才成为“三线暴露”的。

普通骨髓瘤患者的生存状况

对于这近15,000名患者来说，从诊断之日算起，中位总生存期（OS）为 51.5个月。

“中位生存期”是一个统计学概念，你可以理解为，有一半的患者生存时间超过51.5个月，另一半则短于这个时间。换算一下，大约是4年零3个半月。此外，研究还发现，大约有45%的患者能够活过5年。

“三线暴露”患者的严峻现实

研究人员把“计时器”清零，从患者成为TCE的那一天开始重新计算。结果发现：

中位总生存期（OS）：仅为 13.2个月。这意味着，一旦进入TCE阶段，一半的患者在一年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只有32%的TCE患者能活过两年。

中位下一次治疗或死亡时间（TTNTD）：更是短至 5.7个月。这个指标反映了当前治疗方案的有效持续时间。也就是说，对于TCE患者，平均不到半年，他们正在接受的治疗就会失效，不得不更换方案，或者因疾病进展而去世。

这些冰冷而精确的数字，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真实地勾勒出了TCE患者所面临的绝境。以往，医生们只是凭经验感知TCE患者的治疗困难，而这项研究则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基于国家级数据的“生存时钟”。这个结果与欧美其他大型真实世界研究（如LocoMMotion研究）的结果惊人地相似，进一步证实了TCE是骨髓瘤治疗中一个亟待攻克的全球性难题 。

这项研究的意义：不只是数字，更是希望的基石

你可能会问，揭示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意义何在？

意义恰恰在于这份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它所提供的宝贵启示。

为新药研发提供了明确的“标尺”

这13.2个月的中位生存期，为所有致力于开发TCE患者新疗法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基准线”。未来，任何一款号称能有效治疗TCE患者的新药，其临床试验结果都必须超越这个数字，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告诉科学家们：“你们的努力，就是要打破这个‘13.2个月’的魔咒。”

为患者和医生提供了坦诚沟通的“底牌”

当像大卫一样的患者进入TCE阶段时，医生可以依据这些真实世界数据，与患者和家属进行更坦诚、更深入的沟通。这有助于他们共同设定切合实际的治疗目标，并更积极地去寻求新的可能性，比如参加临床试验。

敲响了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的“警钟”

研究清晰地显示了TCE患者群体中存在的巨大且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这敦促着医疗卫生系统和药物审批机构，需要加快对新型疗法（如CAR-T、双特异性抗体等靶向BCMA的更新一代疗法）的审评和准入，为这些“弹尽粮绝”的患者打开新的希望之门。

研究的局限性

当然，这项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一项回顾性研究，部分临床信息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由于数据政策的限制，研究未能对部分接受了由“癌症药物基金（CDF）”资助的新药的患者进行生存分析，而这些患者往往更年轻、身体状况更好，他们的缺席可能使得研究报告的总体生存率略低于英国的真实全貌。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的价值瑕不掩瑜。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为我们展示了多发性骨髓瘤这场漫长战役的全景，特别是清晰地标示出了“三线暴露”这片最艰难、最危险的“无人区”。

对于大卫来说，知道这些数据并没有让他绝望，反而让他和医生更加目标明确。他们知道，常规的武器已经很难再起作用，是时候把目光投向地平线上那些更新的、尚在试验中的疗法了。

这场与骨髓瘤的战争远未结束，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次次回望与总结，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道路，才能在看似无望的境地中，找到通往未来的、那束最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