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吊扇吱呀呀地转着，把午后的闷热搅成黏稠的漩涡。老周坐在我对面，茶已经凉了第三遍。

“我就不明白，”他手指敲着桌面，指节有些发白，“我跟他掏心窝子说品牌的长远价值，他眼里只有这个月能省多少快递费。”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个合作了三年的供应商，老陈。上个月老周想升级包装，算下来每个成本多三毛钱，但质感能提升一个档次。老陈在电话那头笑了：“周总，盒子再好，里头东西不都一样？这三毛钱，够我多发两个快递员的奖金了。”

“然后呢？”我问。

“然后？”老周苦笑，“我说这是为了客户的打开体验，是为了复购率。他问我：‘复购率能当饭吃？’”

吊扇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打转，一圈，又一圈，像没有尽头的轮回。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老陈”。

那时我刚做出版，满腔热血要做一套青少年哲学启蒙书。我找到合作多年的印刷厂老板，老赵。我把样稿推到他面前，激动地讲苏格拉底、讲庄子、讲少年人需要的精神灯塔。

老赵用沾着油墨的手指翻了几页，抬头看我：“小张，这书封面用什么纸？内页多少克？这些字密密麻麻的，孩子们看不进去的。”

“可这是思想啊！”我几乎要站起来。

“思想？”他笑了，露出一颗金牙，“思想能当纸卖？我仓库里还压着去年那套诗集，到现在没卖完。听我的，做点教辅，稳当。”

那套哲学书最后还是出了，我自己垫的钱。果然，和老赵说的一样，卖得不好。大部分躺在库房，陪着那些诗集。但我留着几套，有时翻翻，觉得纸页间还有我当时呼吸的温度。

老周又给自己续了杯茶，水太满，溢出来，在玻璃桌面上漫开一小滩。“后来我跟他说，我们可以共同承担这部分成本。你猜他怎么说？”

“怎么说？”

“他说：‘周总，您是有理想的人。我就是个卖纸盒的，理想太贵，我买不起。’”

空气里飘着铁观音冷却后的涩香。我忽然想起父亲。他是个数学老师，一辈子都在教函数、几何。我大学读中文系，他很不理解：“学那些风花雪月，将来能找个正经工作吗？”

有次我兴冲冲地跟他讲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讲一个人决定一生生活在树上，那是多么伟大的隐喻。父亲听完，沉默了很久，说：“在树上怎么吃饭？下雨怎么办？”

我们之间，隔着一整片认知的密林。我在林子里看见精灵和传说，他看见的是湿滑的苔藓和可能折断的树枝。

“其实老陈人不错。”老周忽然说，“上次我父亲住院，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连夜从老家弄来土方子。那么实际一个人，也会做不实际的事。”

我想起老赵。哲学书滞销后，我资金链断了，眼看要关门。是老赵主动说：“那批书的印刷费，等你有了再给。”他递给我一支烟，“小张，我不是不懂你的理想。但我得先保证厂里三十号人能吃饭。”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他不是站在山脚，他是背着一座山。山上坐着三十个家庭，每天睁开眼就要吃饭。我的理想是云端的星光，他的理想是脚下的路不能塌。

“后来呢？”老周问，“你和那个印刷厂老板。”

“后来我转型做了教辅，赚了钱。”我笑了笑，“用赚的钱，又出了几套赔钱的书。老赵印的，还是没要钱。他说：‘现在我能请得起你这顿饭了。’”

吊扇还在转。窗外的梧桐树上，蝉鸣一阵高过一阵。两个世界，在同一个夏天里轰鸣。

“我可能太急了。”老周把凉茶一饮而尽，“总想把他拉到我的世界里看看。”

“也许该去他的世界看看。”我说。

老周愣了一下。

“你知道老陈的厂子在哪儿吗？在城乡结合部，旁边就是垃圾处理站。夏天味道很大，但他厂里装着最好的新风系统。他说：‘我的工人不能受这个委屈。’”老周的声音低下去，“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认知的差异，有时候不是高低，是方向。你往东走，看日出；他往西行，追晚霞。非要让对方回头，看到的只能是背影。

从茶馆出来时，夕阳正好。老周站在门口，影子拉得很长。“我明天去趟老陈那儿，”他说，“不聊包装了，就看看。”

我点点头。梧桐叶的影子落在他肩上，碎碎的，像很多没说完的话。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父亲。他退休后，忽然开始读我推荐的书。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很兴奋：“那个在树上的男爵，我好像懂了——他不是逃避，是在找一个看世界的角度。”

“爸，你……”

“我站在讲台上看了五十年，”他说，“也该试试别的角度了。”

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世界的参差，在这一刻变得温柔。山脚的人未必不想看风景，只是肩上的担子太重。山顶的人也不是天生在高处，都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或许真正的理解，不是把对方拉进自己的世界，而是站在他的世界里，看一眼他看到的风景。然后明白：饲料和理想，在某个维度上，都是活下去的力量。狗护着的屎，在它眼里，可能真是珍宝。

这么想着，心里那点郁结忽然散了。认知不同，那就不同吧。就像这满城的灯火，有的照亮书房，有的照亮厨房，都在照亮各自的生活。

而我要做的，是继续爬我的山。也许有一天，在山腰的某个转角，会遇见同样在攀登的老周、老陈，或者父亲。那时不必说话，只需并肩站一会儿，看一会儿同一个方向的云。

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