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甚至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就是科举制度。根据现有研究，科举制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北周灭掉北齐之后，科举制开始在北方普及。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统一了南北，南下并吞了南陈，完成了天下大一统之后，科举制度终于在全国推广开来。即便如此，隋朝初期的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很多方面尚未成形，这给了不少贵族子弟钻空子的机会。那么，唐朝的科举制度应该能更好地执行吧？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唐朝的科举制也充满了潜规则，缺乏真正的公平。

唐朝科举为关系户提供了便利。汉朝以前的选官制度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由贵族家庭垄断官场。商鞅变法后，推行了军功制度，依靠立下军功可以成为新贵族，从而进入官场。即便商鞅功绩巨大，没有立下军功，他也无法获得封地，成为贵族。因此，他必须亲自带兵出征。到了汉朝，选拔官员采取了察举制，地方官员推荐本地的优秀人才，要求具备廉洁、孝顺等基本德行，经过上级审核后，就可以直接任官。这个制度灵活性太大，贵族之间互相推荐自己的亲戚子弟，导致了不少漏洞。渐渐地，门阀世家形成了。比如大家熟知的袁绍家族，就是在这种体制下崛起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致实行的是曹丕时代陈群推出的九品中正制，虽然这套制度对选拔人才做了细化规定，但仍然是察举制的延续，达官贵人控制着官员的选拔，形成了严重的门阀制度。东晋时期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大贵族的子弟，出生便注定可以做官。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进入朝廷任职，应该是读书人最理想的晋升通道，至少比过去的选官方式更加公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现实却是，唐朝289年历史中，录取的进士只有大约7000人。大家可以想象，唐朝每年一次科举考试，平均每年只有24人能中进士。这意味着在全国无数的读书人中，每年只有24个名额，这个机会可比今天中五百万彩票还难，至少比现在考上清华北大要难得多。

即便如此，唐朝的科考依然充满了各种潜规则。明面上的作弊手段有通榜和行卷两种。所谓通榜，指的是当时科考的试卷上并没有保密，主考官可以直接看到考生的名字。因此，考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提前获得主考官的好感，比如事先把精心准备的文章送给主考官，或者通过社会影响力让主考官认可自己。当然，也有另一招，就是通过送礼的方式拉拢主考官。主考官一旦对你产生好感，看到你的名字时，自然就会把你列入录取名单中。而行卷则是进入通榜的一环，考生通过写一些优秀的文章或诗词，获得一些有地位人物的赏识，再由这些人把自己的名字推荐给主考官，从而顺利通过考试。大家熟知的大才子王维，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几次科考都未能成功。后来，王维才发现问题所在：原来他没有走关系。于是，他通过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得到了她的支持，第二年便顺利成了状元。由此可见，虽然每年只有二十几个进士，实际上通过关系进入的考生不在少数。真正有才华又能懂得这些潜规则的人又有多少呢？因此，唐朝289年的科举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为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到了宋太宗时期，科举制度迎来了重大的变革。五代十国时，科举情况与唐朝差不多。宋太祖赵匡胤刚刚建立宋朝时，科举制度变化并不大。直到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科举才发生了显著变化。宋太宗决定扩招，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宋太宗通过抢夺侄子的皇位，担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不好，因此想通过吸引更多读书人来安抚士人阶层。扩招后的结果是，所有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可以称为天子门生，自然不会公开批评皇帝。这使得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首次开科取士时，录取了500多人，而唐朝每年只有20多名进士，这一增加是几乎几十倍的增长。读书人们欢喜若狂，稍微努力就能成为官员。从这一年开始，大量读书人纷纷涌入科考的队伍。宋太宗在位22年，录取的进士总数远超唐朝289年的总和。宋太宗开了这个口子，后来的继任者不得不更加扩大招生，以免得罪大量读书人。因此，宋朝的科举人数不断增加，甚至在某些年份翻倍。任何行业，参与者一旦增多，就需要相应的规则来保证公正，否则便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潜规则，最终导致行业的崩坏。为了增强科举的公信力，北宋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试卷不再附带考生名字，考官无法知道考生身份。誊录制度也在北宋时期正式推广，即考生的试卷要由专门的人抄写，这样阅卷官就无法辨认出考生的笔迹。苏轼考进士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过，正因为有了这些制度，欧阳修才误以为苏轼的试卷是曾巩所写，未能给他第一名。因此，宋仁宗时期的科举制度已经逐步趋向完善。

宋朝的教育开始普及化，教育资源逐渐被重视。在现代，大家常谈教育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学区房为何如此火爆，因为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价格高者得似乎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实际上，在任何历史时期，教育都是一种稀缺资源。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家族通过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培养了大量人才。即便有些人并非天才，但由于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依然能够胜任官职。因此，贵族子弟能够在唐朝占据四分之一的宰相职位，显示了这些家族在教育上的优势。在宋朝之前，由于良好的教育资源稀缺，寒门子弟几乎没有成材的机会。但从北宋开始，科举扩招使得更多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官场，尤其是范仲淹、王安石等大臣在地方上广办学校，尤其是范仲淹在各地建立书院，让很多贫困地区也能培养出人才。像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都是北宋时期的产物，其中范仲淹建立的应天书院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一所。

由此可见，科举的扩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使得读书成为了社会进步的途径之一。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不喜欢卷这种竞争，但从社会发展来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竞争，才推动了社会整体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