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那种刚正不阿的形象，既源自他的性格，也与他所担任的官职有着密切关系。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包拯曾经担任过的几个重要职务。包拯最初是在地方担任知县，后来升任知府，凭借出色的能力和政绩，他逐渐从地方官员调入朝廷，成为京官。来到开封后，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这一职务，简单来说，类似于今天的纪委，主要职责是调查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并纠正冤假错案。 当时，监察御史的官职并不高，宋代仅为从七品。这是因为这个职位得罪人的风险很大，为了避免大臣的报复，皇帝特意将监察御史的官阶设得较低。由于职级低，御史不必担心被权贵打压，升迁和降职的速度也很快，反正官职不高，失去也没有太大的损失。相比之下，那些一二品的大员们，历经多年激烈的官场斗争，才爬到高位，常常背负着复杂的政治压力。

后来，包拯调入知谏院，开始广泛地弹劾朝中的一些官员。比如，他曾揭发过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贩卖私盐、汾州知州任弁让士兵为自己打工、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转运使王逵的贪污等问题。王逵当时与宰相陈执中关系密切，还受到宋仁宗的宠信。但王逵在担任转运使期间，权力滥用、腐败严重，草菅人命，导致了许多民众的疾苦。这样的行为最终引起了包拯的注意。最初，王逵凭借强大的关系网暂时未受到惩处，但包拯没有妥协，始终坚持弹劾他。包拯甚至直接批评宋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意思是说，皇帝不听从忠言，任用贪官酷吏，虽然王逵因此得以幸免，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是个不幸的局面。 最终，宋仁宗在包拯的坚决弹劾下，决定罢免王逵。包拯还曾弹劾过一些皇亲国戚，比如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总的来说，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知谏院期间，揭发了大量朝中腐败官员，为改变仁宗时期的政治风气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因如此，许多人开始敬畏包拯，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的官职虽然并不高，但他依然得到了较大的升迁，最终成为枢密副使，正二品的大员。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些运气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谏官这个职位本身就非常得罪人，一旦开口，几乎不可能说出什么讨好大臣和皇帝的话。正因为容易得罪人，所以这个职位如果没有足够出色的能力，或者没有做好豁出一切的心理准备，是难以做得好的。如果换成别人，可能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遇到必须说的事，也会挑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来提出来。 为了避免谏官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敢发声，宋代的御史职务被故意设置得很低。这样一来，谏官就不需要担心因言辞得罪大臣，能够更加无畏地说出真相。所以，谏官往往需要那些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来担任，而包拯正是这样的人。尽管这个职位得罪人、孤立无援，但包拯凭借着坚强的性格和强烈的责任感，毫不妥协地揭露了许多问题。即便有时皇帝不喜欢听，谏官依然是皇帝了解臣子们真实想法、平衡权力的重要渠道。

做御史的还需要具备孤注身的觉悟，因为很容易得罪人，这样的人往往没有朋友，连普通的社交活动都难以参与。在其他官员眼中，御史就像一个瘟神，是大家避之不及的对象。因此，包拯能够如此刚毅，既与他所担任的职位有关，也与他坚定的性格密切相关。